羽毛未丰,美大使馆签证官独家解读商务签证获

作者:学位教育

  婷儿上高中的时候,“WBSE (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 把成都纳入了他们的中美中学生交流计划 ,成都首批到华盛顿参观访问的名额只有一个,并由WBSE的主席拉瑞·席慕思先生亲自到成都外国语学校面谈选拔。

视频:美国签证官解读商务签证获签技巧  媒体来源:新浪教育

  (爸爸张欣武自述)

  事后来看,这次访美对我们来说从面谈开始就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婷儿显示能力的机会,也是婷儿大开眼界的极好机会,更是检验我们多年素质培养成效的难得机会。婷儿访美时的一系列出色表现,使我们不禁欣慰地想:是真金就不怕火炼,不管是中国的火,还是外国的火。

    每年的六,七,八月份是准留学生签证最集中的时间,准备出国留学的你有哪些关于签证的困惑?怎样做才能避免拒签?新浪出国频道邀请到 美国使馆签证处的签证官江德力(Charles Chandler)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为您揭开美国签证的神秘面纱。以下为本次访谈实录。

  1998年2月中旬,婷儿和欧鹏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当他们还在大西洋上空飞行,拉瑞的报喜邮件已经抢先一步飞到了成都外国语学校。婷儿他们一到家,报社的记者就连夜进行了采访。第二天,《成都晚报》在头版用大红标题登出了《蓉城中学生访美载誉归来》,其它媒体也争相报道。不论是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是一般市民,都认为他们在美国的出色表现给中国青少年争了光,也给家乡人民争了光。

  关于这次访美的前前后后,还是让婷儿自己说吧。

   主持人孟楠:各位新浪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浪出国频道系列访谈。接下来与您继续探讨关于签证的问题,接下来要说的话题是商务签证,同样请来我们重量级的嘉宾,就是坐在我旁边的来自美国使馆签证处的签证官江德力先生,欢迎您。

  欧鹏和婷儿在积极配合媒体的同时,心里却急得够呛:这次访美足足用掉了1个月呀!高三和高二的同学们,在高考的峭壁上又攀登了一大截了。他们得集中精力尽快赶上。拉瑞问:你是否愿意接受挑战?

  婷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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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6月,婷儿正忙着高中会考时,收到拉瑞的电子邮件,他以惯常的简洁方式,开门见山地说:

  1997年暑假,我们在青城山军训期间,殷校长(一位德高望重的英语教育专家)从成都打来电话,让我和另外四个同学赶回成都,休息一晚上,以便第二天参加应邀访美的选拔性面谈。

美国使馆签证处签证官江德力

  “艾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知哥伦比亚和威尔斯利都有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全额奖学金,当然,他们只接受最棒的中国学生。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直接申请到美国大学读本科?”

  意外的喜讯使我很兴奋,也多少有点儿紧张。

   江德力:大家好。

  很明显,婷儿到底愿不愿意到美国读书,拉瑞还没有把握,因为在美国的C-SPAN电视台答听众热线的时候,婷儿是惟—一个表示不打算到美国读大学的中国学生。在婷儿访美之前,我们全家曾经商量过对婷儿读大学的设想,大家一致的看法,都觉得在研究生阶段再出国更合适。在C-SPAN,婷儿回答的,就是当初的这个设想。正因为如此,拉瑞感到有必要先征询一下婷儿的意见。

  汽车在“成灌公路”上疾驰,我们在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盹儿,任7月的熏风使劲拍好着我们的短发。我闭着眼睛,却睡不着。我不知道要和我们面谈的美国人是谁,但我想,他一定是个对中国人友好的“老外”。

   主持人孟楠:我们知道自从9·11事件发生以来,好像美国的签证政策变的越加严谨了,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拉瑞的这个邮件,婷儿还是重申了原来的设想,并好奇地问:你认为我有多大的把握竞争美国名校的全额奖学金?

  有关拉瑞(LarrySimms)的传奇故事,我是在这次面谈过后,才逐渐知道的....登万里长城,结万里友谊

   江德力:其实美国使馆一直致力于边境安全、国门开放,这个意味着美国政府一直把外国人来美国与边境开放视为同等的重要,而且我们在2008年签发了30万商务以及旅游签证,这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7%。

  很快,拉瑞又来了一封邮件。拉瑞说:“竞争的成败不取决于我的推荐信,而在于你有多优秀。不过,我以前推荐的两名学生,被录取后表现得都很出色,因此,我的推荐在学校方面应该有点信用。但这不是有绝对把握的事,这种竞争总是有些不确定的因素。”接着,拉瑞进一步分析了婷儿在中国和美国读大学的利和弊。他毫不含糊地认为,婷儿如果能直接申请到美国大学读本科,显然更有利于将来的发展。他觉得这是一次有价值的冒险。不过拉瑞毕竟是个执业多年的律师,职业习惯使他没有把这个结论强加给婷儿,而是希望婷儿认真考虑他的建议。

  1993年10月,秋高气爽,四位结伴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爬上了北京附近的八达岭长城。其中一位,个子高高,身材挺拔,长着亚麻色的头发,有一双敏锐又好奇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在蜿蜒起伏的长城上边走边看说说笑笑。他一面猜测,在没有任何像样的机械的2000多年前,中国人是如何完成这项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的,一面观察着那些像他一样,在长城上观光漫游的当代中国人。

   主持人孟楠:我们都知道关于商务签证好像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对于申请者来说,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签证官是否有一个硬性的指标来限制这个通过率?

  当时婷儿才满17岁,做什么决定,都还需要监护人的同意。所以拉瑞也没有忽略从法律的角度让婷儿征求父母的意见。

  他,就是拉瑞·席慕思先生。

   江德力:对于签证签发的具体比例并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限制,我们只是对于所有符合签证签发条件的申请人,我们都会给他们签发签证,并不是说当这个数据已经接近到了一个具体的数值我们就会拒签剩下的所有的申请,并不是这样的。

  得知拉瑞的来信内容后,我们3个人先都兴奋了一阵—一我们觉得,拉瑞的态度又一次证实了婷儿的发展潜力。接着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到美国读书,毕竟是关系到一生成败的重大安排,不仔细权衡利弊,不能轻率做决定。况且它涉及到的具体问题太多太多。一旦确定出国读书,婷儿现有的整个生活安排都需要做出大调整,这就像一辆飞驰的汽车想转急弯一样困难。

  拉瑞早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长春藤联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法学院。凭借着过人的才华和勤奋,很快在美国法律界出露头角。1974-1975年期间,他曾任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助手。1976-1985年间,他又担任了美国司法部总检查长助理的要职。1985年之后,拉瑞辞去公职,专心从事律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律师,还是美国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世界第六大律师事务所——《格信》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一一老板之一。

   主持人孟楠:您刚才提到一个词,(英文)刚才学生签证的时候谈到了学生需要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你的资金担保的证明等等,那么对于我们申请商务签证的这些申请者来说,他们怎么样才能做到(英文)

  再就是申请美国大学的条件。首当其冲的就是托福考试成绩。

  由于这次游览长城的偶然契机,他后来建立了一个与许多中国学生有密切关系的学生交流组织。

   江德力:相比学生签证申请来说,商务旅行签证我们所要求的资料会相对少一些,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必须要带来的一些必备的资料,也就是说您的护照,您在中信银行付了您的签证申请费的收据,以及必要的申请表。

  除了其他各方面的优秀表现之外,拉瑞对托福成绩也很重视,他给婷儿提出的标准是要考到640分一一想得到美国名牌大学的奖学金,就得考到这么多。这可是一个不低的要求!如果托福考得不好,或者其他方面达不到哥伦比亚大学和威尔斯利学院的要求怎么办?拉瑞也没忘了加上他的看法:如果不能被第一流的大学录取,就不如不到美国读书。

  那天在长城上,他遇到了一样跟着老师来爬长城的中学生。这些孩子对英语正学得兴趣盎然,看到四个结伴而行的“老外”,都不愿意放过统口语的好机会。他们微笑,挥手,“哈罗!哈罗!”地主动跟拉瑞他们打招呼,希望跟他们用英语聊几句。拉瑞笑着答应了。没想到,这些孩子们的英语口语都相当流利——他们是北京市西城区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几个美国人面前,你一句,我一句,应对自如。这一谈,就是40多分钟。

  另外重要的一点,对于商务旅行签证和学生签证相似之处,就是说你必须能够向签证官证明你没有意图移民美国。

  拉瑞爱惜人才,那份无私就像洋雷锋,心情的殷切和执著也一点不亚于中国的伯乐。不过,拉瑞也像很多美国人一样,做事极看重效率和成果。他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也需要抓紧时间,多做几件有价值的事情。婷儿要是无法证明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拉瑞也只好遗憾地把她从自己的名单上划掉。

  拉瑞感到很惊讶,这些中国孩子竟然把英语学得这么好!他们的活力,他们的聪明好学,他们对异国人真诚的友好,他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情,都强烈打动了第一次来中国的拉瑞。

   主持人孟楠:我觉得移民倾向这个问题其实容易证明,也挺难证明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他收到了美国某个机构的邀请,比如说去当地做采访,是我们公司的同事,在跟面试官做面试的时候,也是申请商务的签证,只问三个问题就把他给拒绝掉了,比如问他你是否结婚?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你是否有北京户口?他的答案是没有,接下来是你的工作时间有多久,因为也是刚刚工作的新员工,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在签证官看来你有很强烈的移民倾向,但对自己来说他没有更强大的证据证明我肯定会回国。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他就是一个很不幸的例子,他被拒签了。

  由于在此之前,婷儿和我们都把出国读书看成是大学本科读完后的事,以至婷儿除了学校安排的英语课之外,从来没有专门为考托福做过一点准备。

  这次邂逅,触发了拉瑞一个大的构想:

   江德力:其实对于回答关于有强大约束力的答案,每个签证申请人他们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人可能是由于家庭原因,有些人是由于工作原因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如果说签证官问签证申请人一些额外的问题,比如说你是不是结婚了,户口,工作时间长短什么的,也不要惧怕否定的回答,但是你需要给签证官一些过多的解释,比如说你工作时间不长或者是怎么样,你会需要给签证官一些更多的解释,让他能够更好的了解你的情况。

  临阵磨枪,很容易变成败兆。在临近高三的门坎前,时间贵如黄金,仓促上阵考托福,能考出好成绩吗?

  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显现出了举世瞩目的活力。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富有聪明才智....

   主持人孟楠:因为我们刚刚在聊学生签证的时候您也说到过,就是如果你过多的表达自己,比如签证官没有引导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把下边的全部都说出来了,这样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签证官问你有没有结婚,你说没有,你就结束了,这样其实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其实签证官是想引导你说,OK,既然你没有,你是不是再继续介绍一下呢?但是我同事失败的地方可能就是因为你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

  拉瑞的建议,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次考验一-不合格,就别“上岗”!艰难的抉择:是否到美国读大学?

  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关系,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政治关系。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能否拥有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这一关系。

   江德力:其实我们想建议申请人的是当你填申请表的时候,你就尽量把你的一些情况非常清晰明了的填在申请表上,这样使得签证官在审阅你这个签证的时候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你的情况。如果你有一些比较额外的情况需要进一步解释,比如说像刚才涉及婚否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你不要简简单单就说一个NO,没有,其实你越多的给我们签证官解释,这样会为签证官提供更多的机会,他可以问你更多的问题,这样有利于签证官能够更好的了解这个申请人的情况。

  在是否申请美国大学的问题上,婷儿和我们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不决。使我们决定不下来的原因,正是时间不足。

  应该让两国的年轻人了解对方的国家和人民,让他们友好相处,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一这就是拉瑞得出的结论。

  相比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学生签证,整个面谈的过程我们建议是由签证官来引导这个签证申请人问问题,回答问题。但是对于旅游签证申请人来说,我们还是建议签证申请人他们更多的表述一下自己的情况。

  婷儿马上就要读高三了。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读高三,用该校历届毕业生们的话来说,是一场“人生的洗礼”。不少往届的高三毕业生都说,正是由于经历了一年的艰苦拼搏,才让他们自豪地宣称,人生没有什么苦是他们吃不下来的。高三学习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律师,向来是美国社会的高收入阶层。作为律师行业里的佼佼者,拉瑞可说是早已功成名就了。声望、财富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他都有了。但是拉瑞一直有一个想法—一事业上的成功者,不应该一味从社会索取,而应该把他从社会所获得的东西,以某种方式回馈给社会。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二字,不仅局限于美国。拉瑞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公民”,他关心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

   主持人孟楠:这两种签证我们刚才聊到旅游签证和商务签证,顺便聊一下,我是不是申请旅游签证更容易获签?

  学校的作息制度, 要求每一名学生从早上 6: 3O就要到操场参加早锻炼。紧接着,每天的紧张学习任务就像压路机似的,轰隆轰隆地碾将过来、除了午饭后和晚饭后短暂的休息之外,学习一直要持续到晚上10:30。

  为此,拉瑞作出了一个对他来说很不寻常的决定:要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点实事。他要建立一个专为美中两国中学师生交流服务的组织。

   江德力:通常情况下对于要赴美进行商务旅行以及旅游的这部分申请人来说,我们都是颁发给他们旅游兼商务旅行二者合一的签证,因为根据每个申请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有些申请人先去进行公务,比如说进行商务谈判,五个月之后他兴许想去美国进行一些观光什么的,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您就不用说再回到使馆再重新申请一个新的签证,为的就是去美国旅游,您可以用商务旅游签证进行商务活动,也可以赴美进行观光。

  晚自习结束之后,学生们还要自觉开“夜车”。11年寒窗苦读,马上就是最后一战了,都互相较着劲儿,你看书看到12:00,我就要做题做到凌晨1:00才肯罢手。

  美国人习惯于说干就干,拉瑞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主持人孟楠:我们换过来说,比如说我本来是想先去玩两个礼拜,接下来再见客户,这样的话我是不是申请旅游签证更方便一些?

  这样一来,睡觉不足就成了普遍问题。婷儿高三的时候加上中午打个旽的时间,平均每天能睡上6个小时就不错了。

  回到美国,经过多方努力,在1994年2月,他终于建立了“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Washington-BeijingScholasticExchangeINC,缩写为WBSE),一个非赢利的服务组织,他亲自担任该组织的主席。该组织的宗旨,就是促进美国和中国的中学师生交流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在拉瑞心目中,这是他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

   江德力:刚才就像我所解释的,我们不会根据这个签证申请人他初次访美是由于公务还是说去观光,我们都会给这个签证申请人签发我们所叫的是B1、B2,B1是用于公务旅行的,B2就是用于旅游签证,所以旅游和商务签证是两者合二为一的,这样对签证申请人来说更方便一些。

  如果婷儿决定申请美国大学,立刻就全面临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的局面。学校的任务,一个字也不能少,这意味着每天要在早上6:15起床,午夜12:00睡觉。另一方面,要填写的美国大学申请表,堆在一起差不多将近一尺厚,同样也是一个字不能少。那又会在几点钟才能睡觉?

  拉瑞的WBSE一经成立,就开始高效运转起来。短短两个多月之后,1994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外语学校的第一批6位学生和4位老师就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国际航班,到美国首都访问两个星期、并住在美国师生家里。

   主持人孟楠:也就是说申请者你准备去赴美旅游也好,还是商务活动之前,先准备好自己的材料,然后来说服我们的签证官,就是你旅游之后有回国的打算,没有移民的倾向,所以B1和B2这两种不管是商务的还是旅游的都是一样的作用。我们想问一下,在申请商务签证的时候跟签证官进行面试,签证官最喜欢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既然像您说的我们商务签证更要考察你自己是不是能够足够清楚的阐明你要去美国的目的,他最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拉瑞只推荐婷儿申请名牌大学,而名牌大学即使在美国,也是供不应求的。竞争的主要对手将是那些早就在摩拳擦掌的美国优秀中学生。访问美国期间,婷儿亲眼看到了美国学生准备参加“高考”的方式—一由于美国中学都是学完一门课,就结业一门课,不像中国把6年的功课集中到一起“秋后算账”。早在11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二,美国中学生就已经相当轻松了。他们只要参加英语和数学两门课的“学者资质考试”(SATI),就有资格申请读大学。婷儿跟美国学生竞争,就像一名举着杠铃的运动员,与一群轻装的短跑运动员赛跑一样,从态势上看就很不利,不能保证成功。

  刚开始,参加这个交流活动的,只有北京的西城区外语学校一所学校,后来,上海复旦中学也参加进来。到1998年我访美之前,中国方面共有30多位中学师生,分四批访问了美国。华盛顿的两所名牌中学的美国师生也回访了中国。

   江德力:一般来说签证官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问签证申请人你为什么要赴美旅行,给我们介绍一些你在美国的一些业务,还有你计划在这个赴美期间做什么事情,以及你在中国的一些强大约束力。至于强大约束力这个话题就很广泛了,这要签证官要求签证申请人向签证官列明清楚,他为什么要返回美国的这一系列在中国有强大约束力的这一系列。

  所以国内高考,是不能放弃的。这样一来,就不得不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这历来是兵家大忌。

  拉瑞非常细心地照料着WBSE的方方面面。为了使中国学生的学业和高考尽可能少受访美的影响,光是访美的月份,拉瑞就尝试做过四种不同的安排。最后选定了每年元月到二月的寒假为最佳访美时段。美国学生来到中国中学,也由接待的学校安排他们住到中国学生家中,让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热情友好的普通中国人,以便他们与中国学生之间建立起更深的友谊。

   主持人孟楠: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对我们的商务申请者来说,他的语言并不是很好,那对语言会不会有比较高的要求?

  是否申请美国大学,成了婷儿面临的最大难题。不过,此时的婷儿已经比以前成熟多了,她知道做重要决定的方法。

  华盛顿的那两所美国学校——圣安德鲁学校和兰登学校里,随即开设了中文课,由来自中国的老师讲授原汁原味的中国普通话。当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期间,那些学中文的美国学生还被专门邀请,出席了白宫盛大的欢迎仪式。其中的一部分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仍然保持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把对中国人民的这份友好,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江德力:实际上我们对商务旅行者是没有语言要求的,但是这也分情况,比如说您计划此次访美要进行一个商务的展示会,但是您英语又不是很好,又没有翻译,那我们签证官就会质疑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商务旅行者,你们是如何开展你们的商务活动,以及在美国销售你们的产品。如果说您不能说英语的话,或者说不能以英语清晰地表述您此次访美目的的话,那您应该跟签证官解释一下您对此会有一系列的安排,比如说会有一些人在帮助你,或者说有一个同事他会讲英语,他会跟您一块儿进行访美,有这样一系列的安排。

  还在初中阶段,我们就多次教过婷儿:面临重要抉择时,务必“集思广议”。她牢牢记住了这套方法。她善于遇事先开“家庭会”,让我们各抒己见。等把方方面面的利弊都抖了个底朝天,她再最后拍板。用这个办法,她不止一次解决过棘手的事,尝到了“借脑’的甜头。

  本可以过舒适生活的拉瑞,给自己选择了奔波劳碌。他把WBSE的工作,当作自己第一位的工作去做。仅仅到1996年为止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拉瑞为了WBSE,就不辞辛劳地往来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达9次之多。

   主持人孟楠:也有一个民间的传言,就是说跟面试官见面可能会被问到3N个问题,可能会被问三个问题,可能会被六个问题,或者会被问九个问题,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们开了好几次“家庭会”,虽然没有很快做决定,但思路却逐渐变清晰了——

  “师姐”也给母校带来好运

   江德力:其实对于每个签证官要问每个签证申请人多少个问题的这个数量,并没有说像民间所传的这些一定是三的倍数,三个如果问完了之后一定是六个或者是九个什么的,具体要问多少问题,这主要取决于签证官需要多少信息,就是关于这个申请人他需要多少信息来做最终的决定,如果说通过问几个问题之后,这个签证官认为OK了,他所采集的信息已经足够做最终的决定了,那他就不会再继续问下去了。

  由于家庭财力的原因,只能考虑申请美国名牌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即使是能得到美国方面的半奖,也不能考虑,因为剩下的学费对我们来说,仍然无法承受。

  WBSE成立两年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拉瑞知道了我就读的成都外国语学校。

   网友:我两年之内被拒签了三次,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都申请的是商务签证,我本人的情况是有车没有房,美国有我最大的顾客,想过去拜访,是商务洽谈,但是三次都没有通过,不知道还可不可以继续申请?

  1998年,哈佛学费为21342美元,加上房费、书本费、健康保险、日常生活服务费等等,总额是33250美元。这还不包括长达3个月的暑假生活费用。其他美国大学也大同小异。哥伦比亚大学这年收费33296美元,比哈佛还高。普林斯顿收费33O40美元,布朗大学稍低,也要交31950美元。它们任何一家每年收费的1/4,都会使大多数中国工薪族裹足不前。

  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和成都外语学校是兄弟学校,同属于由国家教委在全国设立的14所外语学校之列。两校的领导平时有不少交流切磋的机会,关系很好。1996年初,在北京一次友好的聚会上,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的赵顺芳校长,热情地介绍拉瑞认识了成都外语学校的校领导。拉瑞由此初步了解了我们学校的情况。

   主持人孟楠:我觉得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像我们的签证面试结束之后会给你一个拒绝的理由,会吗?

  我们不想让婷儿到美国去打工挣学费,面对沉重的生存压力,又处在身体疲劳和学习紧张的夹磨中,怎么可能把知识学扎实?何况还有安全隐患。

  同时,另一个偶然的因素,引起了拉瑞亲自到到成都考察的兴趣。在此之前,拉瑞和很多美国人一样,以为成都是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教育质量一定比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差很远。可是,当他在北京接触到从我们学校考入北大的吕雪梅之后,他就开始改变了原来的印象。

   江德力:其实对于每个被拒签的申请人,我们都会给这个签证申请人一封很明确的信,这个信里面会注明根据美国的有关移民法律,您是由于什么原因被拒签的,这样的话能够使申请人能够更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拒签,来准备他们下一轮的申请。如果说这个申请人他有更新的资料,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我们也欢迎这部分申请人重新来使馆进行重新签证。如果说他有更多的一些信息或者说一些资料能够证明他的情况发生变化,我们也欢迎他能在面谈的时候一块儿带来。

  况且,婷儿也非常看重国内大学,就在国内考一所好大学读完本科也不错。国内名牌大学扎实的学风,同样能为婷儿一生打好基础。为了避免两头落空,国内高考不能放弃!

  吕雪梅是我校的优秀学生之一。你可从《在北大等你》这本书上看到,她是一个多么有志气,有头脑的人。当我在成都外语学校读初中的时候,她就是我崇拜的一位“师姐’。1995年,吕雪梅以全省文科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法律系。吕雪梅在北大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是从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毕业的,认识拉瑞。这样,拉瑞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见到了吕雪梅。

   网友:我今天上午刚刚被美国签证官拒签了,我本来是被邀请到亚特兰大参加一个会议,对方已经发过邀请函了,而且酒店房间都订好了,但是签证官说我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我不会滞留美国,所以被拒绝了。之前我听说过如果护照是空白签,这样被拒签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我的不是空白的,我刚从澳洲回来,有这样的签证记录,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被拒签了?我接下来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才能证明我不会滞留美国呢?

  几经商讨,渐渐地形成了一致意见一-在现有条件下,一方面需要最大限度激发婷儿的潜能,把一分钟掰成几分钟来用。另一方面,爸爸和妈妈也要全力以赴,当好“后勤”’。

  吕雪梅不光是外语棒,口才好,而且她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认准了的事,就不轻易苟同他人。即使是在拉瑞面前,也是一样。在谈到原则观点的时候,简直是寸步不让。她在才智和品格两方面,都给拉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江德力:我希望刚才那位网友说的被拒签,那个签证官不是我所做的决定。如果这个申请人被拒签了,仅仅是由于他这次没有带签证官所说的那些充分的资料,那么我们建议申请人在面谈之后仔细想一想签证官说的这些话,具体是哪些资料对于表明你此次去美国的访美目的非常必要,而且对于签证官做出这个决定也非常必要,我们希望你下次再重新申请的时候带来这些资料。

  如果时间还不够怎么办?那就适当降低国内高考目标,放弃北大,必要时准备接受二流大学。这对婷儿是个痛苦的决定,一想到可能会失去读北大的机会,她甚至流下了眼泪。

  拉瑞自己在大学时代,就是个高才生。作为经验丰富的律师,他对人的识别有非常敏锐的目光,作为学生交流组织的负责人,他更关注那些充满希望的青少年。这些都使他十分看重吕雪梅。由吕雪梅的优秀,拉瑞自然联想到她读过的中学。于是拉瑞问吕雪梅:

  其实我们对于签证申请人要来面谈的时候,必须要带哪些资料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全靠申请人自己,就是你认为哪些资料能够充分证明你此次访美的目的,而且你必须能够有能力向签证官解释你访美的目的以及自己的一些一系列情况。

  付出这些代价的目的,就是要对那些世界一流大学、那些似乎不可企及的目标发起一次冲击。即让失败了,也要败得一生无憾!

  “在你们成都外国语学校,像你这样的学生有多少?”

   主持人孟楠:我觉得是不是这样,我们的朋友在申请商务签证的时候你不要指望签证官从你一大堆的材料中去找,说OK,这个可以给你加分,让你获得这个签证,而是你应该积极地去准备,可能还有我一个公司的证明,还有等等一些材料,可能会证明我将来会回国,然后商务活动之后我会回来的一些情况,就是你要多搜集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因为对于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现在美国使馆签证处也没有一个特别的要求,说你一定要有几种表格,所以我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和你要参加这个活动的长短、性质,根据这样的情况自己来有意识的准备多一些材料,其实材料越多,并不是说材料多就一定会获签,但是起码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性让你最后得到这个签证。

  颖一一美国名校的中国女孩

  “多得很!”吕雪梅自豪地答道。她了解我们学校学生的实力。

   江德力:其实我们对于商务旅游申请者,他们必须要提供哪些资料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要求,就是哪些哪些资料您必须得带来,这个全要靠申请人他们自己准备,就是说您认为哪些签证资料对于您商务申请签证会有帮助,那么我们就希望您带来哪些签证申请资料。

  6月底,拉瑞来了一个电子邮件,告诉婷儿一个新的消息:

  但拉瑞信奉“眼见为实”。于是,拉瑞接受了我们校领导的热情邀请,于1996年9月飞到成都。他走进一间又一间教室,听了我们学校各年级的英语课。听完课后,又请来各年级的英语老师,还有两位来自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外教——安迪和艾琳夫妇,一起来座谈。成都外语学校的英语教学水平,给拉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拉瑞对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普遍具有的良好英语素质不禁大加称赞。

  我们建议签证申请人不要说签证官问一个资料,你就递进去一个资料,当您自己在谈论您此行赴美目的的时候,您就应该把相关的一些资料,比如说邀请信展现给签证官,如果说您在谈论别的有关于此次赴美具体情况安排的话,你也应该把相应的资料递交给签证官,不要说一次性的刚见面就一下子把所有的资料都给签证官,也不要由于某种担心而不敢于把你手里的一些你认为非常重要有用的资料递给签证官。

  颖,一位威尔斯利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将要到成都做暑假实习。拉瑞希望,她能在语言和其他方面给婷儿提供帮助。

  1996年10月,又一次全国外语学校教学工作年会在北京召开,正逢拉瑞也在北京。我校的吴校长和殷校长会见了拉瑞,并正式向他表达了把WBSE项目发展到我校的希望。对我校已经摸过底的拉瑞,立即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并原则上表示同意。

   主持人孟楠:我听说08年的时候好像美国国会一直在研究一个叫做视频面试这样一个决定,但是不知道目前有没有通过,或者是我们美国使馆是不是准备在中国采取其他方式的面试形式来节省申请人的时间?

  不久,婷儿接到了一个女孩的电话,声音甜甜的,一口挺标准的普通话。这就是刚从美国抵达成都的颖。颖希望尽快跟婷儿见面。

  “原则上同意”,这是拉瑞办事十分慎重细致的表现。因为,具体选什么样的人去,仍然是他关心的最重要的环节。而没有合适的人选,他就不去匆匆拍板。“请一定要看德和才”

   江德力:我想跟广大的申请人介绍一个非常方便便捷的服务,这就是叫做中信银行免面谈代传递续签服务,所需要的一些资料就是比如说您的申请表、护照,以及在中信银行交纳申请费的收据,符合条件的这部分申请人您可以通过中信银行递交您的申请,然后再通过中信银行收到您的签证。关于使用此项服务需要申请人必须要满足的一系列具体条件以及更多的说明,我们请您浏览我们美国使馆的相关网页。

  我们要婷儿邀请颖到家里来作客,希望这位远离父母的女孩能多感受到一点关爱之情。

  1997年,拉瑞做出了决定,邀请成都外国语学校参加WBSE计划,选拔我校一名1998年初在高二学习的学生,参加赴美国的交流活动。

  目前所有要求来美国使馆进行面谈的这部分申请人,根据美国法律要求,我们都要求申请人亲自来使馆进行实质性面对面的申请,而并不是通过借助一些其他的电子媒体来进行一些视频面试。

  几天之后的一个周末,颖来了。年龄跟婷儿差不多大,个子高高,面容清秀,是那种一眼之下,就让人感到清纯无邪的女孩。

  拉瑞所划定的范围,正是我所在的年级,我们年级有100多名学生。不过在此前,我对这件已经蕴酿了一年之久的事,还一无所知。

   主持人孟楠:视频面试这个途径看来近期内是不会被实施的,但是如果申请人想节省自己时间的话,您可以选择中信银行开通的这个申请项目,如果您各方面的材料和身份符合条件的话,您也可以直接递交材料就可能获得我们签证的申请。也是同样感谢江德力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商务签证的有用的信息,如果大家关于这方面还有更多的疑问,也是一样的访问我们美国使馆签证处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出国频道做进一步的了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颖从小学五年级起,就随父母移居美国,后来又加入了美国籍。无论是用中国标准,还是用美国标准来看,颖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孩。她到美国的时候是11岁,短短的9年时间里,她从英语ABC开始,迅速把美国绝大多数的同龄女孩远远甩在了身后,考进了这所每年招生仅500多人的顶尖级美国女子学院。

  拉瑞虽然做出了在我们学校选学生赴美交流的决定,但他还有些顾虑、对中国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了解,使他担心在成都也遇到不正之风,担心选出的人不是真正出色的学生。

  如果不说英语,仅从外貌上,不容易看出颖从小在美国长大。她坐在那里微笑着,更像是邻居家的乖乖女。

  这是他第一次跟我们学校合作,他对我们学校,从校长到老师的务实精神和正派风气还缺乏了解(但是自从经历了这一次挑选后,拉瑞就对我们学校选人的公正性完全放心了。以后的每一次交流活动,他都让我们学校自己决定人选。)

  有不少中国人出国之后,由于长期不说中国话,不仅口音会出现变化,而且在说中国话的时候,常常会出现“卡壳”的现象。可是颖的普通话讲得非常流利、自然。她自诉我们,她在美国经常看中文报刊,所以中文一点也没有丢。

  当时,拉瑞已经认识了我们学校那对年轻的美国外教夫妇——一安迪老师和他的妻子艾琳,拉瑞直接给安迪夫妇发来一封邮件,委托他俩代为进行对访美学生初步筛选的工作。

  在颖的身后,我能想象到她的父母一-尽管移居异国,仍然怀着对故土深深的眷恋,而且非常明智地使颖在融入美国文化的同时,也保留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热爱。实际上,这种同时熟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孩子,将会比那些“比美国人还美国人”的华人子弟有更大的发展余地。

  安迪夫妇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城,这座城市名的英文意思是“凤凰城”,它是与成都结成对子的友好城市,安迪夫妇自己也确实是“友好大使”式的人。他们不仅英语课上得十分生动有趣,在学生中也很有人缘。因此,他们对全校表现较突出的学生也都很熟。拉瑞在给安迪夫妇的委托信中写道:

  出于职业习惯,我很有兴趣地观察到,她跟一般中国女孩有一点明显区别——目光不同。

  “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德和才,而不要看他的父母是否是成都的头面人物。最为重要的是,学生的英语一定要好,能否适应华盛顿的生活也很重要。如果学生成绩排名第一,英语能力强,性格也很好,那最为理想、....有无特长(如音乐、表演、体育等)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大多数中国女孩跟人谈话的时候,特别是面对认识不久的人,极少有目不转睛注视着对方的习惯。但颖谈话时常常专注地直视对方,一点也没有目光的游移。这是西方人常见的习惯。而且她的目光既直率又坦诚,让人从目光的交流中,就能很快了解她。

  同时,拉瑞还把“师姐’吕雪梅提出来作为样板:

  颖和婷儿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每到周末,婷儿从学校一回家,就给颖打电话,约好时间,邀请颖到我们家来。有时,颖也会打电话过来,很直爽地问:“我到你们家来玩,好吗?”“长春藤联校”和“超级微型学院”

  “该校有一位被北大法律系录取的女生,目前和我有联系、她就是我想要的访问华盛顿的那类学生。”至于最后的面试和拍板,拉瑞要亲自来做。

  颖向婷儿推荐了一批美国大学,清一色都是一流学校。仔细看这些学校的名气和条件,只觉得每一所都让人怦然心动。

  接到拉瑞的请求后,安迪夫妇跟校领导们一样感到欣喜。他俩立刻根据自己长期接触留下的印象,协助我校老师拟定了一份包括5名学生的名单,并在两天之后就寄给了拉瑞。很幸运,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下,我被选进了这个名单。

  颖跟婷儿接触以后,了解了婷儿的实力,觉得婷儿有能力问津这些大学。

  在拉瑞再次访问成都之前,安迪夫妇就回美国去了。此后,直到今天,他们始终都没有跟拉瑞再见过一次面。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由于安迪夫妇的迁居变动,我后来跟他们也失去了联系,更使我至今仍然深感遗憾。

  大体上颖推荐的大学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著名的长春藤联核 (IvyLeague),以哈佛大学为首。另一类是被美国人称为“超级微型学院”(SuperMinicolleges)的一批最有名的文理学院。

  6月底,拉瑞的回信到了,他准备在7月初到成都,对5名候选人进行面试。爸爸告诉我:“凡事预则立”

  美国的“长春藤联校”,或称“长春藤大学”,是美国东北部开发最早的地区的一批最负盛名的大学,一共有8所,即: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在它们的校园里,有许多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建成的古老校舍,红砖的墙壁上爬满了浓密的长春藤,于是“长春藤”就成了它们的代称。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上,这8所大学无一例外地总是被排在最高的“明星级大学”的行列。

  和我一起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不知道有几个去美国的名额,但仅凭需要面谈这一点,就可以确定,并不是五个人都能去。很明显,面谈就意味着存在竞争。我想她们的心情大概也是既紧张,又兴奋吧?

  “文理学院”(LiteralArtsCollege),在美国是指那些只有文、理两科的学院。而美国人所说的“超级微型学院”(SuPerMinicolleges),则专指美国东北部地区几所历史悠久的名牌小型文理学院、如威尔斯利学院、安姆赫斯特学院等等。

  她们都是本年级表现突出的同学。我经常在她们身上发现很多值得学的东西。比如说:王兰,她不仅英语口语非常好,其他各门功课也都学得特别轻松,每次都像是在漫不经心之中,她就冲刺到了别人前面,而且很有亲和力;樊甜甜,初中和我同桌,她学习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初中六个学期她一人独揽三次第一,她的记忆力也好得让我吃惊,而且还有“书法二段”的特长;李海蓓,从初中起就一直名列前茅。看过很多文学书籍,颇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味道;梁晶,除了英语和其他功课都相当出众之外,她还有一出“拿手好戏”——弹得一手好钢琴。凭我的耳朵听起来,觉得那就是专业水平。她在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段位”一一钢琴10级。

  “微型”,是说它们的规模都很小,其中,蒙特豪里尤克学院,目前的在校学生只有2054人,全部是女生。威尔斯利学院只有2300人,也都是女生。安姆赫斯特学院是男女合校,规模更小,只有区区1600名学生。

  我面对的,个个都是强手,这使我觉得像是在参加一场激烈体育比赛,而且只知道想要赢得比赛,却根本不知道比赛的内容是什么。不过,我一向都不肯轻易低头服输,最喜欢在公平竞争中竭尽全力去拼,输了也甘心。我决定第二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是不被选中,也别让“老外”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不行。

  “超级”,则是说它们的档次都相当高。尽管它们规模都不大,也都没有设立研究生院。但由于它们都在长达一两百年的时间里建立了极好的学术声誉,师资力量非常强,在它们的教授中,同样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学术泰斗级的人物。它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大都能考入出色的研究生院,或是找到颇不错的工作。所以它们在美国历来是美国的尖子学生竞相角逐的目标。

  回家之后,我把情况告诉了爸爸妈妈,他们都说这是个好机会,并很关心明天我打算谈些什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没有好好想过,几天紧张的军训,我经常困得迷迷糊糊地只想睡觉。我打着哈欠说:殷校长提醒我们最好做点准备。妈妈好奇地追问,那你准备了些什么呢?

  颖建议婷儿也去申请几所“超级微型学院”。

  “有人说可以看看美国的历史呀,几大山几大湖呀....”

  颖问婷儿推荐的大学中,首先是她正在就读的威尔斯利学院。该校历来是美国公认最好的、带有贵族色彩的女子学院。肯尼迪总统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就是从这所学院毕业的。

  “什么?”妈妈忍不住喷笑,“一个美国人,万里迢迢跑到成都来面谈,就是为了听你告诉他美国有几大山几大湖吗?依我看,那怕是出于好奇心,他也更想听你对美国的看法吧?”爸爸也持同样的看法。

  当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之所以能在美国社会各阶层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到广泛的外援,就跟她毕业于威尔斯利学院的履历和教养有很大关系。威尔斯利学院还出过不少名人,最近的一位,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莱特。

  妈妈总是这样,虽然她并没有接触过美国人,却能从人的共性入手抓住问题的实质,打中我的要害。我明白了,我不管怎么人困马乏,都应该认真准备一下再去睡觉。

  除了名气,该校还有许多吸引人之处:它对学生学业实行高标准的要求,使学生们普遍都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所实施的学术交流计划,使学生们有机会进入美国其他最好的大学去博采众家之长。与之交流的大学中,就包括美国的“清华大学”——MIT (麻省理工学院)。这对不满足于一般文科课程的婷儿,吸引力非常大。她希望自己的求学经历中,有一定程度的工科背景。

  我洗了个冷水脸,振作起精神,请爸爸坐在我的身边,问他有什么高见。我知道,爸爸对好多国家的人都很有研究,常常说出一些令人叫绝的创见。

  威廉姆斯学院,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名牌文理学院之一。它的教授中,从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之高,在美国的文理学院中也是数一数二。这所学院教授与学生的比例大约是1比1O,这使学生们即使在课堂外,也有大量时间同教授们一起切磋学问。这所学院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机会到国外和校外从事自己选择的研究计划,学生们开阔眼界的机会之多,可想而知。

  果然,爸爸一张口就吸引了我和妈妈的注意力。他用惯有的沉德语调说:“我想,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远。你还记得吗,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曾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援助武器、弹药、药品,还有好多美国飞行员直接来华参战打日本呢。当时,成都的新津机场,就驻有美国飞行员。为了打击日本鬼子的气焰,美国飞机从成都起飞,把炸弹扔到了日本本土....”

  达特茅斯学院在美国最棒的明星级大学中,被排到第8位。它的学水声誉被列为最高的五星级。拉瑞当年就是这所大学出来的。达特茅斯的老校长迪基为该校确立了放眼世界的传统,这对培养能在国际舞台上驰骋的人才非常有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该校的很多课程都有机会到国外去做研究。学哲学的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学戏剧的到英国伦敦,学生物的到中美洲和加勒比诸岛国,学亚洲研究的要到中国和日本。对世界的了解融合在学习的过程中。

  “是啊,”我一下被点醒了,情不自禁地接过爸爸的话,一口气把平时积累的的知识都抖了出来。“当日本鬼子截断了中国的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后,美国将军陈纳德的飞虎队’又承担了从云南直飞印度的任务,为中国建立了又一条获得国际援助的新交通线。在这条充满艰险的航线上,恶劣的气候加上日本战斗机的疯狂袭击,使美国飞机损失惨重。据说有相当长的一段航程甚至不需要导航设备,只要着沿途高山峡谷中,美国飞机残骸的铝板反射的阳光,就能找到正确的航向。中国军民为了救援失事美国飞机的飞行员,也曾有过许多感人的故事.....”

  哥伦比亚大学也是拉瑞建议申请的主要目标。在强手如林的美国众多大学中,它的排名和学术声誉一直都被排在最高的一档。它的校长中出过一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它的教授和毕业生中,诺贝尔奖桂冠获得者的人数,在美国各大学中名列前茅,有56人之多。由于它不同寻常的优越地位,它对生源的要求也极高。对海外学生,光是托福成绩,最低限度都要达到600分以上。如果想拿奖学金,各项要求之高,更是不难想象。

  就这样,我利用睡前的时间,跟父母一起详尽地讨论了可谈的话题:

  但是,所有这些大学中,没有哪一所对婷儿的吸引力能超过哈佛大学。富有魅力的哈佛

  ——中美两国有不少值得回忆的史实。

  美国的《时代》周刊曾以“推动美国的25双手”为题,评选出了当代最有影响力的25位美国人。在入选的教授、科学家、宗教领袖、政治家、企业家、影业巨子等人物当中,哈佛大学的教授或毕业生就占了7人,超过了总数的四分之一。

  ——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就存在着友谊,将来更需要友谊。

  哈佛的教育资源是得天独厚的。它的毕业生和教授,是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比例最高的群体之一。

  ——美国人搞现代化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正需要行之有效的经验。

  在各种学术领域的前沿,在探索自然奥秘的实验室里,在叱咤风云的政坛上,在众多高科技产业、投资银行业... 无数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以他们的活力和智慧,使他们所在的领域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这一下,我真正理清了自己的思路,知道该跟这位友好的美国律师谈些什么了。

  能到哈佛大学读书,实在是一种殊荣,一种不寻常的幸运!婷儿若想得到这样的幸运,最起码的条件,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去精心准备,因为她将要与之一较高低的竞争对手们,都是美国和世界各地顶尖级的高中毕业生。

  想好之后,我就抛开一切,美美地睡了一觉。不过第二天,我仍然起了个大早。爸爸早就让我吃透了这句古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还要花点时间,用英语思考一下昨晚讨论的内容。我希望面谈的时候,我的英语说得尽可能完美,可别给中国人丢脸!面谈:初见拉瑞

  而婷儿当时最缺少的,恰恰就是时间。

  第二天到校,一切都比我想象的平静多了、我甚至都感受不到一丝紧张气氛。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拉瑞,不过当时我对他的称呼,还是礼貌中带着生疏感的“Mr.Simms”(席慕思先生)。我知道他是一位美国律师,可我首先对他的美国口音更有兴趣,他是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那儿的人说的是美国东部标准口音。几位老师也说:“这个美国律师,讲起话来简直跟VOA (美国之音)的播音员一样”,在外语学校,对英语口音的品评,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爱好,老师学生都这样。

  报不报考哈佛大学呢?婷儿在犹豫。但是颖说:“如果不申请哈佛,你会后悔的。”于是,婷儿把哈佛大学也列进了申请名单中。拉瑞得知婷儿把申请范围从两所大学扩大到11所,而且还包括了哈佛,马上表示支持。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的设想,已经由拉端的建议变成了婷儿自己的计划。

  除此之外,我的注意力就都放在我们的谈话上了。

  这既是一个令人咋舌的目标,也是一副沉甸甸的重担。

  拉瑞非常善于引导谈话,也许这就是律师的职业特征,让我觉得跟他交谈既轻松又随意。我们一会儿谈校园的生活,紧张的学习,还有校园里各种有趣的小插曲。一会儿谈二战期间著名的“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和那条飞越喜马拉雅山直达印度的艰险航线....谈完这些,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美国是一个重视法治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法制的国家,不知道这位美国律师对中国的法制有什么高见。于是我就问了他:“Mr.Simms,作为律师,你是如何看待法律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的?”

  “借脑”与预测

  拉瑞顿了一下,似乎感到有点意外,但是一谈到他的本行,他显得兴趣更浓了。在后来时间里,他对中国的法律也确实有不少精彩的看法。他认为健全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为了争取时间,婷儿先发出了一批索要入学申请表的电子邮件,然后开始征求我们对这个初步名单的看法,以便拟定一个更妥当的名单,用成本较高的国际信件去索要入学申请表。

  将近半小时的面谈,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也没法判断我倒底留给拉瑞什么印象。从谈话时间的长短来看,情况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拉瑞跟我谈话的时间大约是半小时,但是跟其他两个同学谈的时间,却分别是40分钟和将近一小时。还有两个同学,一个谈了半小时,另一个谈了大约20分钟。

  “你们觉得怎么样?”婷儿指着这份名单问。

  后来,拉瑞告诉我,他那天面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我很特别,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我接受面谈的那天,不论是在面谈过程中,还是在面谈结束后,他都没有对他的这个印象透露出半个字来。大概,这就是当律师的人稳重办事的习惯吧?

  “你呢?”婷儿的妈妈反问道,“你喜欢这里面的哪一所?”

  这次面谈对我来说,只像在平静的池塘里丢进了一棵小石子。当那些荡漾的波纹从水面消失之后,我的生活很快就变得像以前一样了。

  “任何一所!”婷儿向往地回答,“能被这里面随便哪家录取,我都够满意的了。”

  面谈的第二天,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青城山,白天在教官的口令声中接受训练,晚上大家凑在一起讲笑话。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乐,我很快就淡忘了跟美国人面谈这回事。

  确实,能被其中的任何一所录取,都是足以令人自豪的。

  “好兆头”与“凌云志”

  我把名单反复看了好几遍,掂量着它们的分量。申请哪些大学,是事关婷儿一生前途的大事,需要有准确的预测。不论是估计得过高,还是过于保守,都会带来实际损失。

  8月下旬,我升上了高二,紧张的住校生活像上紧发条的钟表一样,又“滴答,滴答”地运转起来。

  那么,婷儿有多大把握被这些学校录取呢?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对这个问题,我相信只要掌握了规律,对事物就有办法做出较准确的判断。古人常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一就连战争这样高度复杂的事物,都是可以事先判断胜负的。

  10月的一天,和蔼可亲的殷敬汤校长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之后,他仿佛不在意地问了我一句:

  我心里像放电影似的,十多年来的往事一件件从心底浮现出来。我仔细掂量了婷儿在课内课外的表现,还有那些并不体现在成绩单上,却是成功者必不可少的种种良好素质,心里渐渐觉得有底了。我认为颖对婷儿的评价是可信的。婷儿完全可以根据颖的这个大学名单去搏一搏。

  “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你还会回来吗?”

  事后证明,这份精心筛选的大学名单,对婷儿的定位是相当准确的,她报考的11所大学,大部分(大约70%)或者录取了婷儿,或者把婷儿列为候补录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考“托”的根基在哪里?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回来,我肯定会回来!”我心里的潜台词是:不回来,我到哪儿去读北大?

  事情一旦决定,婷儿便说干就干。她面对的第一关,就是托福考试。婷儿的计划是一放假就开始准备托福。我的任务是帮婷儿报名。

  后来,当我对出国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以后,才知道,殷校长的慎重确实一点儿也不多余、就在我访问美国的第二年年初,1999年春,中国东部地区有30多名中学生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一个“英语冬令营”。在签证面谈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信誓旦旦,保证一个月的英语学习结束后,一定会按时回国。但是,就在他们结束在美国的英语学习,该上飞机回国的时候,一辆事先安排好的大客车出现了,接走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把他们藏了起来。这一次集体滞留美国不归来的事件,经过美国和其他国家媒体广泛报道,产生了很不好的结果,整个华东地区,甚至中国的其他地区,有很多中国中学生的交流活动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都因此而蒙受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7月2日下午,我提前下班赶到四川大学校园,中国国外考试协调处四川考试中心就在这里。到这里来参加托福、GRE等国外标准考试的考生,不仅来自四川,还有一些来自云南、贵州和西北地区。那一天我很悠闲,不慌不忙地在下午4点钟才来到报名地点。先是看了一下挨得最近的托福考试时间,8月8号的考试肯定来不及啦。第二场考试呢?还早,要等到10月24目呢。再仔细看报名的截止日期,吓了我一跳一一7月1日报名,7月2日截止报名。而今天,竟然就是7月2日,还差1个小时,就要截止了。这真是鬼使神差!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学校至今已经有三批师生访问美国,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个机会滞留美国。这使我们学校与华盛顿的美国师生的交流活动,始终没有受到影响。

  下一次托福考试的时间是在3个月之后——下一年的元月16日!等到那时再考,成绩就要到1999年3月份才能寄出来,这样一来,将会错过绝大多数美国一流大学招生允许的期限,其后果不仅是耽误整整一年时间,更大的可能,是婷儿将会被迫放弃去美国读本科的整个计划。

  当时,殷校长还问我,在美国有没有亲戚,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美国干什么等等。在谈话要结束的时候,他微笑着加了一句:

  这件事是婷儿申请留学过程中的一次“险情”,回想起来,真让人有点后怕。它提醒我们,小事也不能疏忽。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做一些出国访问的准备工作。”

  报上了名,就忍不住想:婷儿的托福究竟会考得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殷校长有没有对其他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谈过同样的话,但是,从他说的话,问到的情况,对我提的建议,都给了我新的信息——作为访美的人选。我还没有被淘汰出局。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婷儿肯定能得到高分,因为语言潜能也是我们从婷儿小时候注意培养的目标。

  周末回到家里,我把这个“好兆头”苦诉了爸爸妈妈。爸爸露出了微笑,说:“看来,你大有希望。”他对我的努力结果总是十分关注,不是在乎成败本身,而是希望能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让我把下一次的事办得更好。

  婷儿的外语能力明显胜于一般人,学起来特别轻松,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从婴幼儿阶段有意培养的结果。婴幼儿阶段的双语习惯,能够同时促进语言能力和智力的发展,这应该是一个没有疑问的事实。婷儿受过这种训练,在语言方面一直特别敏感,尽管在初中之前没有正式学过英语,但一进外语学校,就轻而易举进入了角色,并按照我们的要求,很快做到了“英语拔尖,口语流利自如”。另外,我们也十分了解成都外语学校的教学水平。该校学生掌握词汇量比普通中学的学生高出一倍以上,在此基础上,学校又十分重视听力和口语训练。而且从初一年级的学生上第一堂英语课开始,老师就要求学生们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6年下来,大多数学生说英语都能达到不假思索的地步。比那些需要先在脑子里把汉语翻译成英语的学生,显然强得多。婷儿又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考托福得高分当然不应该成问题。

  妈妈则带我到她的同事郭彦阿姨家去“提前取经”。郭阿姨的丈夫易丹叔叔曾两次作为四川大学的交流学者在美国访问学习。他们一个是好教授,一个是好编辑,而且是感情很好的作家夫妇。妈妈经常把他们作为优秀、幸福而成功的榜样来激励我,我从小就很喜欢他们。

  同时,对婷儿英语水平的现状,我们也有不少机会耳闻目睹,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易丹叔叔向我介绍了在美国短期访问的注意事项后,关心地问起了我的兴趣和志向。我说:“虽然我对英语很感兴趣,但我只是把它作为一样工具来学的,其它的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确,只是好像对经济比较感兴趣。”易丹叔叔说:“如果你对经济感兴趣,将来可以读MBA(工商管理硕士) 现在国内外有很多大学可以读MBA,但培养MBA水平最高的地方,还是要数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

  1998年初应邀访美期间,婷儿曾经到著名的威尔斯利学院访问过,并且坐进该校的课堂,听过美国的大学课程。在一节微观经济学课上完后,美国老师对这位中国中学生的听课情况特别关心,专门过来问婷儿:“艾米,我讲的课你听得懂吗?”

  妈妈听得连连摇头说:“只怕婷儿还没有这个本事哟!我们计划的是在国内读一个名牌大学,然后再考国家公派留学生。”易丹叔叔认为我的现状和前景都很好,他提出了一个保险系数较高的建议(这也是很多人的成功之途):在国内读大学,然后先考美国二流大学的研究生,去了再转考一流大学的研究生。

  “是的,我听得懂。”婷儿答道。然后,她不慌不忙,把刚才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要点用英语完整地复述了一遍。美国老师在惊讶之余,不禁连声称赞。

  “就考哈佛商学院!” 郭阿姨也给在我打气。

  在华盛顿参观美国最高法院的时候,婷儿曾经跟肯尼迪大法官探讨过一个在最高法院引起争论的民权方面的案例。给在场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她思维的敏捷和清晰,也包括了她几乎无懈可击的英语口语。这一点,后来被拉瑞反复提到。

  在回家的路上,我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心里很不平静,终于忍不住对妈妈说:“你不是总嫌我没有‘凌云志’吗?现在我有了,不管这次能不能去访美,以后我一定要到哈佛商学院去读MBA!”

  另外,在拉瑞提出到美国读大学的建议之前的一个月,我们刚刚接待了一位美国兰登学校的宗教课老师一一我们的好朋友艾莉·约翰逊。艾莉的祖先是几百年前就开拓美国的早期英国移民。她说的英语是十分标准的美国东部口音。我从旁边观察了一阵,看着婷儿跟艾莉谈天说地,不时还开开玩笑,发觉她对那种十分生活化的、听起来含含糊糊的英语口语也十分适应。说英语的流畅程度,跟她说汉语相比,没有明显的区别。

  妈妈似乎有点儿吃惊,更多的却是喜悦。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才说:“好哇,既然你定下了超常的目标,就请拿出超常的干劲儿来吧!”

  尽管基础良好,婷儿对10月份拿下托福高分心里还是没底。

  我成了那个“幸运的家伙”

  一方面是由于时间太仓促了,另外,词汇量离托福高分的要求也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托福要想考好,词汇量应该达到8000——100O0。而婷儿在六七月份掌握的词汇量大约还在5000多的水平。两三个月里,拿下将近5000词汇,还要练得烂熟,难度大得吓人。

  11月底的一天,殷校长把我喊到了办公室。他交给我一封从美国寄来的航空信。信封上,几行红色的繁体字跳进我的眼帘:

  “你们觉得我能考到600多分吗?”婷儿问我们,口气显得不大自信,她毕竟还只有17岁,压在身上的担子确实太重了。

  席慕思总裁,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换....

  妈妈笑着给婷儿打气说:“现在暂时还不知道。不过,你要是考到600分,咱们就到馆子里去好好吃一顿,庆祝庆祝。”

  我的心激动得“突突”地跳了起来——我已经猜出来了,这大概就是出国访问的邀请信吧?

  迎战托福,苦干加巧干

  真不敢相信,我真的成了那个幸运的Guy(家伙)!

  暑假里,高二统一安排留校补课半个月。为了争取时间,我赶紧到外文书店帮婷儿买了一本专门扩大词汇量的书,让她先背起来再说。

  那天面谈之后,席慕思先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都很出色,我一时实在难以决定。决定之后,我会寄来邀请函的。”

  7月中旬婷儿一放假,自己又到外文书店买来了几种她所能见到的最好的托福教材和磁带,争分夺秒地学了起来、她用了15天的时间来扩大单词量,然后到四川大学外国考试中心参加了托福模拟考试——一上次报名时,我同时给婷儿报了托福辅导班的名,这个辅导班的辅导方法只有一个:用过去的托福考卷进行模拟考试。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辅导。

  几个月过去了,当我已经开始遗忘这件事的时候,幸运之神却飘然而至,降落在了我的头上。不仅如此,当初拉瑞原计划给我校一个访美名额,现在却增加到两个名额,高三的欧鹏得到了这个增加的名额,成了另一个幸运者。

  第一次模拟考试结束后,婷儿调皮地拦住我说:“猜猜我的得分吧!”

  ——访美回来之后,我才知道了从五名候选人里最终选中我的经过:

  “570。”我故意说低点。

  通过那天的面谈,拉瑞对我们五个人的整体水平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感到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此前,他或多或少把以出产大熊猫闻名的四川省,想象成一个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这次面谈,彻底消除了他的这种成见。通过我们五个人,他不仅了解了我们学校学生所具有的实力,也看清了成都外国语学校领导们的诚恳和公正。出于一丝不苟的办事习惯,拉瑞根据面谈的印象把我们几个人排了个先后顺序。我被排在第一,李海蓓被排在第二。

  “哈,错了!是613分!”接过婷儿递过来的得分清单,我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欣喜——这一下,我对留学的结果开始有数了!

  到了该做决定的时候,拉瑞和校领导们坐在一起,商量访问美国的最终人选,他完全放心地说:“每个人都很好,出乎我的意料。就请你们选一个吧。”

  这次摸底测验,婷儿还欣喜地发现,自己拥有一件“秘密武器”一-对有些尚不掌握的词汇,她能根据上下文的语境,猜个八九不离十。这是访问美国带来的又一个收获。访美期间,婷儿天天都泡在美式英语的汪洋大海里。她是个有心人,尽管参观访问十分紧张繁忙,仍然时时注意提高自己的美语能力。短短一个月,她不仅进一步熟悉了美国口音,而且学会了不少美式英语特有的表达方式,无意之中给考托福做了很好的铺垫。第二次模拟考试婷儿得到了620分,随后的两次模考都达到630分(满分677)。这离她开始备战托福,还不到20天。这个结果,使婷儿信心大增。

  几位校领导推辞了。其原因——我推测的原因,对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很清楚这些人的实力。从内心来说,他们一定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让他们亲手划掉其中四个名字,他们很难狠下这个心。他们谦让着,请拉瑞作决定。于是,拉瑞不再推辞,他掏出本子,指着被他排在第一位的我的名字说:

  对婷儿托福模拟考的得分,我做了仔细的分析,我发现她最强的是专考听力的第一部分,很少有错。第二部分考的是结构和书面表达。这一部分的分数占整个托福满分的一半以上,婷儿丢分,大部分都是在这里。但是总的来说,丢分还不算多。如果突击一下有关的知识,还可以进一步减少失分。第三部分考阅读理解,又是婷儿的强项。

  “那就让Yitingliu(刘亦婷)去吧。”

  然而即将从北大毕业的李响告诉婷儿,正式考试一般会比模拟考试低10-3O分左右。婷儿要想考到拉瑞希望的640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婷儿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是现有的托福教材都不实用,讲词汇多,讲语法多,可就是对托福实战讲得太少。学外语的实质,应该是实战重于理论,托福尤其如此。用这些教材准备托福,有点隔靴搔痒,怎能奏效?怎么办?婷儿思来想去,觉得应该换教材。可是哪儿有合适的教材呢?看来,还得去找北大的高材生——李响。

  说起欧鹏的入选,还挺有戏剧性呢。拉瑞到成都来跟我们面谈时,还带着他的儿子,一个正在读高中的男孩。当拉瑞忙于跟我们谈话,无暇他顾的时候,便请我们的校领导安排一位高三的男生,陪他的儿子在成都市游览观光。平时表现一向出色的欧鹏,就成了陪同的最佳人选。

  李响说,北京能买到不错的托福教材,北大很多学生都在用这种教材。妈妈立刻往北京打电话,把此事托付给了自己少女时代的密友——李苏芬。李苏芬的先生陆剑二话没说,马上撂下自己的事,开车直奔目标,用最快的速度买到了教材,火速寄了出来。

  欧鹏陪了拉瑞的儿子整整七个小时。他凭着流利的英语口语、广博的知识、文雅的谈吐,使拉端的儿子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这种感觉,也间接地打动了拉瑞本人。于是,我们得知的最终决定就有了令人高兴的变化:我们学校将有两个学生访问美国——我和欧鹏。

  在等待新教材期间,婷儿毫不放松,争分夺秒地用老教材扩大自己的词汇量。一个多星期后,引颈以待的托福教材和配套的二十多盒磁带终于寄到了。

  一波三折办护照

  这下子,婷儿如虎添翼,进度更快了。

  事情到这一步,还只是一连串新的忙碌的开始。校领导把我们的访美当成重要的工作来抓,我们学校为此专门开设了国际互联网帐户。为了跑我和欧鹏的护照,还指定了英语老师王维荣专门负责。

  高三开学后,婷儿原想请假两个月自学英语,妈妈出面和校领导谈了几次,未被批准。学校是好意,主要是怕她两头落空,同时也不愿失去一位原计划冲刺北大的“状元苗子”。但校长们最终还是答应了,在临考前一个星期特许婷儿不上课。

  股校长催促我们:“你们马上就得行动起来,开始办护照,办签证了。现在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办护照最少要两三个星期,签证每周只有星期一二才办,而且还不能马上拿到手。况且还会碰上圣诞节和新年的休假。如果不抓紧时间,出发时间到了还没有护照,到手的机会小心从手指缝里溜走哟!”

  班主任张惠琴老师在这一特殊时期给了婷儿特别的支持——特讲婷儿每天晚自习时在教师休息室准备托福,其他老师也在张老师的拜托下给予婷儿宝贵的理解和支持。婷儿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哪怕只有三五分钟,也要拿起托福教材看几眼,戴上耳机听一段。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晚自习是难得的整块时间,婷儿在张老师的办公桌上争分夺秒地学啊,练啊,自我模拟考试的最好成绩终于达到了670分。

  股校长的话说准了,办护照的过程果然是一波三折。

  求保险,“杀鸡用牛刀”

  由于我还是在校学生,按照规定,办护照要经过教委批准。学校赶紧写报告申请,教委积极支持,批文不久就下来了。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护照,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

  10月下旬转眼就到。按婷儿的实力,已经可以正式上“战场”了。

  由于拉瑞的WBSE的英文名称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当初不知道被谁译成了“学者交流服务公司”。“公司”这两个刺眼的字,反复出现在邀请信里、信封上和各式各样的说明材料中。这就引起的意外的麻烦——既然是被一家公司邀请,按照出国管理规定,就必须出示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可是WBSE只是一个非赢利的民间组织,既没有经营活动,又不需要交捐纳税,根本就没有营业执照、这可怎么办呢?

  临考前,我陪婷儿去看考场。同批参加这次托福考试的,大约有五六千人,把川大的一个礼堂坐得满满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看起来都是本科毕业生,或者年龄更大。婷儿几乎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坐在这群人里面,显得很打眼。我们旁边是一位川大的研究生,胡子茬刮得发育,看上去很老练。他发现了婷儿这个“小字辈”,很好奇,跟她聊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过头来问我:“你女儿这么小,就让她出国,放不放心?”

  办这类护照是自己的事,可是妈妈一连跑了几趟,都吃了闭门羹。

  我笑着点点头说:“她还行。应该能对付!”

  幸好,学校领导知道了我们的困难,马上决定以学校的名义,去找出入境管理处说明情况。当时正值冬季,冰冷的小雨时断时续,淅淅沥沥下了又下。几位学校领导不厌其烦,一次次打电话交涉,还一趟一趟亲自去跑。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真的感动了上苍。出入境管理处的人开玩笑地说:“该不是为你们自己的孩子办护照吧?”

  考试那天,妈妈陪婷儿一起去考试中心,以免路上遇到偶然事件使婷儿不能顺利到达考场。我们家习惯在重要的事情上加保险。

  校长笑了:“我们的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呀!”

  但是,考试结束后,婷儿带来的消息似乎不大好:“唉,可能没考好!”她委屈地噘着嘴说:“好倒霉呀!考试的程序跟模拟考试好多都不一样。害得我开头几题都没做好。第二部分开始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出入境管理处在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同意将此事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他们的通情达理,使事情峰回路转,令人感激。可是按规定,这件事必须由处长亲自批准才行。不巧的是,处长因公出差,还远在桂林。当时已经是12月底了,离我应该出发的日期只有半个多月了,听说处长只能在一个多星期以后才回得来。

  多年来,每门课考完之后,婷儿总是埋怨自己考得不好,这道题做得不理想,那道题可能出错了。我们知道,这是她做事求完美的表现。绝大部分情况下,考试结果出来后,往往都还不错。对此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还来得及吗?这真让人暗暗着急!

  但是,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这毕竟是一次关键考试,考得不好,将会满盘皆输。我们宁可相信这次托福没考好,也不能盲目乐观,把计划建立在不牢靠的沙滩上。

  又是一个周末,我回到家中,妈妈正在疲惫不堪地切菜——一她才从四川大学拿了翻译好的材料送出去,也刚到家。

  这次托福考试的成绩,最早也要到12月份,才能通过越洋电话查到。两个半月之后的下次托福考试,报名日期却近在4天之后。如果真考得不好,必须马上决定是否需要再考一次。

  “婷儿,你这次恐怕去不成了。”听了这话,我的心里不由得一紧。妈妈接着说:“如果下星期你的护照还办不下来,从时间上看,你多半就去不成了。但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要全力以赴,准备好期末考试。因为这件事的成败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而你的考试成绩却是可以用努力换来的。你说对吗?”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问。“元月份再考一次吧?”婷儿犹豫地说、我知道她犹豫的是什么—一托福考试报名费每次是665元。婷儿是个懂事的孩子,她既想保留再考一次的机会,又不愿意让父母为她花这笔可能根本不需要花的钱。

  “妈妈,别担心。我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能被选上,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宽慰着妈妈,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去不成的准备,尽管那种遗憾的感觉,仍然积聚在心里挥之不去。

  “行!我再去给你报名。”我笑着同意了。尽管妈妈认为没必要,但还是支持婷儿“杀鸡用牛刀”。

  谁知山穷水尽之后,又见柳暗花明。处长回来了,出入境管理处从成都向世界开放的角度考虑,迅速批准了我的护照。我还不敢高兴得太早,因为办签证的结果仍然难以预料。

  在等待托福成绩的日子里,刘亦婷度过了她有生以来最忙碌、最艰苦的两个月。每天,在完成了学校非做不可的一切学习任务之后,剩下的分分秒秒——一短暂的课间、饭后、熄灯铃响过后的深夜...几乎都用到了申请工作上了。

  酸甜苦辣办签证

  各式各样的表格,多得似乎无穷无尽。一篇又一篇的Essay (作文、随笔),这一篇要500字,那一篇要300字,各种要求,变化无穷。字字句句都要反复斟酌,力求完美。

  在领事馆门口排队等候签证,总是有机会听到各种有关出国的故事。那里是一段浓缩了的人生旅途,凝聚着许多中国人的悲欢离合与人生之梦。

  比如说:“假若你写了一本300页的自传,请提交第217页。”“假如你招生,要问问题,问什么问题?自己回答,字数不限。”“描述你对第一年大学生活的展望,你的存在将会怎样在校园里被知道?”“讨论一个对你而言重要且关心的个人、当地、国内和国际问题”... 校方希望通过精心设计的种种问题,达到“以与各种成绩、分数和客观资料不同的方式认识你”的目的,刘亦婷怎敢掉以轻心!那些日子里,婷儿经常夜里三四点钟才能上床睡觉,有时候累得在电脑前掉眼泪,但早上妈妈一叫,她仍会一轱辘爬起来赶到学校去上早自习。就这样,为了心中的梦想,她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不仅按计划完成了留学申请,而且以“全优”成绩结束了高中的学习,并在高考“一诊”中仍然名列前茅。尤其令人欣慰的是,美国传来的托福成绩不多不少正是想要的640分。

  在排队的几十个人当中,有老人,有少女,有大学生,有老板....形形色色的人,但此刻却都在谈论同一个话题:签证难!

  帮婷儿查询托福考试成绩的是她在美国读研究生的表舅。主办托福考试的ETS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通了一个专门的查询电话。付10美元的查询费后,就可以通过打国际长途,提前得知结果。电话查询的时间刚到,热心的表勇就把ETS的电话拨通了。一问,把他高兴坏了——640分。

  一位重庆的大学生说,他已经两次被拒签了。另一位学者模样的先生说:“还有更惨的呢!有个云南的女的,每来签一次,路费住宿费就要花三千,也不知来签了多少次。”在这里排一上午的队,听的故事可以写一本书了。

  半个多月后,我到四川大学的考试中心去取婷儿的托福成绩通知,顺便问了考试中心的一位老师:“你们这儿托福能考到640的每次有多少?”

  “吱——”美国领事馆的铁门开了,散开交谈的人很快排好了队,依次在警卫处登记,然后再进美国领事馆。轮到我们了,在警卫登记我的姓名、住址时,我向领事馆里张望,在不远处,是一座白色的小楼房,那里有让许多人感到紧张的签证官,也有过许多人的出国梦。真不知道这里是我访美旅途的起点呢,还是终点?

  “很少。大概百分之一二的人吧!”那位老师答道。

  进入美国领事馆后,分针转动了快一圈了。等候签证的人们,有的窃窃私语,有的看着杂志发呆,也有的走来走去。焦虑的气氛像透明的大玻璃罩,压在人们的头顶。环顾四周,最打眼的是克林顿的大幅照片。可是,更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三个窗口。一号窗口是递材料的,二号窗口是签证官问问题的,三号窗口是签证官一时不能决定的人等候再次被询问的地方。

  在一群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当中,婷儿考出这样的成绩,干得真够漂亮的!

  将近10点钟,一号窗口终于打开了,里面是一个中国人模样的男子,人称“中秘”(中国人秘书)。轮到我们的时候,欧鹏论进了我们两人的材料和340元签证费。

  那位老师好奇地问我:“你的娃娃得好多分吗?”

  “你们的Ap-66表格呢?”中秘问道。

  “640!”我不无自豪地答道,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什么表格?”这下轮到我们大惑不解了。

  大局已定——我当时有了这样一个直觉。

  “你们不是去留学吗?要填对方学校寄来的AP-66表格呀!” 说着,中秘手一伸,就要退材料了。

  值得庆幸的决定

  “不是的,”我们明白过来,马上解释。“我们不是去留学,是去参观访问。”

  在婷儿填表的先后顺序上,哈佛大学原来被排在最后。因为哈佛大学要填的表格实在是太多了。它所要求和建议你提供的材料,也超过其它所有大学。别的大学特别注明“不要寄成捆的获奖证书”、“不要寄录音带、录像带”... 哈佛却愿意接受你认为能证明你能力的各种东西。

  “哦?”中国秘书又看了看材料,“你们等等。”

  当时,对其他已经选定的目标大学,申请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婷儿的运转速度已经由货车变成了赛车,只顾得上超速飞奔,顾不上停下来重新选择方向。偏偏哈佛大学的交表截止时间比哪家大学都早。随着时间流逝,哈佛大学的表格越来越没有希望排上号了。

  说着,他转过身去,跟另一个工作人员商量了一会儿。“好吧!给,这是你们的编号。”

  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忍不住问婷儿:“你是不是因为没有信心,已经决定不报哈佛大学了?”

  我和欧鹏互相看了一眼,都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要是在这儿就卡住,岂不是还没有摸到门,就被赶出来了?

  婷儿说:“如果我报了哈佛,很可能不会被录取。但是如果不报哈佛,我一定会遗憾一辈子的!”

  “耶!” 那位清华的大学生挥着批准签证的纸条,兴高采烈地冲了出去。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不填表呢?”

  “你们美国到底是什么意思?请别人去读书,又死不签证。”另一个大学生被拒签后,气愤地离去。而那位签证官却不动声色,操着纯正的普通话说:“下一个。”

  “你看我哪有时间嘛!”婷儿委屈地说,“我每个星期只能在周六晚上回家才用得成电脑,就算我不洗澡、不睡觉,也填不完这么多表格呀!”说完又埋头忙她的去了。

  如果不是这个小伙子的金发碧眼“铁证如山”,光听他的口音,跟中国人简直就没有两样。看来这个美国签证官的中文还没白学。

  是啊,妈妈想,现在决定胜败的不是干劲,而是时间。看来,光是由父母把她的生活琐事包下来还远远不够,还得另想办法,帮婷儿把赛车的油门踩到底。

  轮到我们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就像在游泳池跳水前的瞬间,然后径直走了过去。

  如果婷儿能够每天晚上回来用几个小时电脑,第二天清早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问题是,我们家离外语学校并不近,不论是骑车还是赶公共汽车,单程都要一个小时以上。而且婷儿下晚自习之后,早就没有公共汽车了。在这样疲劳的情况下,骑车往返也不安全、怎么办?

  “Goodmorning,Sir!(早上好,先生。)”欧鹏说。签证官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们把编号递了过去,他接过来,随手翻过来,就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他一边翻阅我们的材料,一边问:

  妈妈想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每天由妈妈坐出租车接送婷儿,这样,就可以每天多出至少4个小时的有效工作时间来,而且非常安全。婷儿忍不住欢呼道:“妈妈简直是天才!”

  “Whereareyougoing?(你们去哪儿?)”

  妈妈又说:“所以还是应该报哈佛!这样增加的负担不能说很多,但是可能得到的收获,可就太大了!”

  “Washington(华盛顿。)” 我回答道。爸爸多次引用韩愈的话,要我凡事“预则立”,这次我和欧鹏事先就商量过了,一人答一句,既不抢话说,又不会冷场。

  这话跟我的想法正好相合!我们固然对哈佛没有绝对把握,但凭婷儿的实力,希望还是相当大的。

  突然,签证官像是发现了什么,困惑地扬了扬眉毛:“DidItalktoyouthismorning?(我今天跟你们谈过话吗?)”

  婷儿觉得我们的想法很有道理,立刻欣然点头表示同意。在许多次面临重大决定的时刻,尽管方案并不都是她自己提出,但她总是能敏锐抓住那个正确的答案,并漂亮地付诸实施。就连拉瑞,也经常称赞她的判断灵敏而准确。

  “No.Surely not.It's our first time to talk to you.It's even ourfirst to come here!(没有啊!肯定没有!我们这是第一次和你谈话,而且我们也是第一次来这儿!)

  这样一来,哈佛的表格材料,反而完成得最早。对婷儿的一生来说,申请哈佛真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决定!爸爸妈妈的“秘密武器”

  “That's so strange.Why I wrote my name here?(那太奇怪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写上了我的名字呢?”说完,他一转身,去找那位中国秘书核对去了。

  为什么我们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能下定决心,支持婷儿走出一步“腹背受敌”的险棋?并且支持婷儿提前使用生父提供的在国内读本科的钱,用于申请留美的各项开支,而不怕“往水里丢钱”?

  “他不是刚才自己写上去的吗?”我说。

  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深知,婷儿具有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良好的身体素质。这是我们在她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培养她的一个重要素质。虽然当时,她还不能掂量出这种素质的重要价值。

  “看来他是忘了刚才写的事了。”欧鹏说

  那时我们就预见到,有朝一日,她必然会面临承受能力极限的考验。于是我们提前给她上完了这一课—一承受力极限训练。跳绳、捏冰、跑步、长距离游泳... 一次又一次看似不经意的安排,都是有意让她经受各种身体和心理极限的锤炼锻打。于是不知不觉中,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婷儿渐渐有了一股强韧的承受力。一般孩子所不能忍受的身体和意志的重负,她都能习以为常。

  签证官很快带着一脸的歉意回来了:“Sorry (对不起),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

  同样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后勤保障能力”能帮助婷儿克敌制胜。

  “没关系。”我和欧鹏稍稍松了一口气,又赶快凝神静气,等着他下面的发问。

  如同打仗一样,谁胜谁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打后勤保障能力。在婷儿申请美国大学的过程中,我们精心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后勤保障”措施,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否则,也许她运转不到一个月,就会疲惫不堪。放养有价值的人生追求。

  “你们到美国去准备干什么?”签证官又用英语问。

  婷儿能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最后竟然还能以不寻常的高效率完成了申请美国大学的复杂程序,并取得成功。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听说这一点后,都感到非常惊讶。

  我们告诉他,我们这次到美国去的目的是参观、访问美国的学校,更重要的是想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

  的确,睡眠不足,是个大问题。有一个有名的动物对比实验,证明了睡眠甚至比食物都重要。一只兔子如果得不到任何食物,只给它喝水,大约可以维持将近半个月的生命。如果给它充足的食物,而得不到任何睡眠,每当它一想睡觉,就敲锣好鼓把它搞醒,那么熬不到一个星期,它就会死去。

  签证官看了看材料又问:“你们去学校干什么呢?”

  可是,我们自信拿得出一套十分有效的科学措施,能帮婷儿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使疲劳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即使是一天只能睡3-4个小时,连续运转两三个月,也能保证她这根“弦”不致绷断!

  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句话答错,签证就可能会泡汤。因为,如果回答是到美国的中学去StUdy(学习),可就糟了。签证官接着就会跟我们要美国学校发出的I-20表格(入学资格证)。

  这些措施尽管听起来简单,但它们综合到一起的效果,却是十分显著的。

  我马上答道:“我们并不打算在美国的学校学习,只是想看看美国的学校是什么样的。”

  第一个措施,是坚持体育锻炼,无论多累多乏,每天仍然要求婷儿保持一定的运动量。因为在学习最紧张的时候,承受压力最大的不是肌肉,而是大脑。要想让大脑减轻疲劳程度,就需要通过体育活动来松弛紧张的脑细胞,改换大脑兴奋点的区域。人类的大脑是一种奇特的“自动化设备”,当它疲劳过度,处在即将受到损害的边沿时,就会自动进入自我保护状态,就像电冰箱超负荷过热会自动停机一样。大脑的这种程序叫做“保护性抑制”。到了这一步,大脑会自动拒绝工作,于是,就啥欠连天,效率低下,昏昏欲睡,以便保护自己不受损伤。

  “OK!”签证官嘴里终于说出了我们想听的那个单词,然后递给我们那张宝贵的小纸条。“星期五上午10点拿签证。”

  婷儿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最紧张的阶段,每天都要跑步,课间就跑楼梯或练起蹲。动静结合,使大脑处于交替兴奋状态,避免了把“弦”绷断。

  “Thank you (谢谢!)”说完,我激动地快步离开了大厅,跑到门口,隔得老远就向守候在铁栅栏门外的爸爸连连挥手——成功了!爸爸脸上也绽开了笑容,不住地向我挥手应答。

  营养,是又一个有效的措施、如果把大脑比喻成汽车,营养物质就是发动机的燃料。这方面,我们多年来已经摸索到了不少规律,早已驾轻就熟。婷儿从小也在饮食方面养成了一套好习惯——一懂得按科学的营养需要吃饭。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当别的孩子可能点着菜名吃口味、吃花样的时候,婷儿就已经习惯于问:“我这顿饭吃什么蛋白质呀?”

  实际上,庆祝成功还早了点儿。

  在整个申请过程中,我们为婷儿精心安排了一套非常健脑的食谱,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非常容易消化,此外还有各种水果,全都洗净消毒,拿起来就能吃,又省时间又卫生。这套食谱,使婷儿的头脑始终营养充足,运转灵活。

  美国领事馆对每个已经初步批准的签证,都要再作一番核对,才会最后发出签证。有些人就是在最后关头“翻了船”的。

  另一个措施就是前面提到的“拿钱买时间”。原来为了培养婷儿的自立能力,上学放学一律坐公共汽车,每次大包小包的衣物、食品,一律自己想办法带走。现在每天晚上妈妈到学校传达室等婷儿下晚自习,然后坐出租车赶回家。婷儿一上出租车就靠在妈妈肩膀上打旽。一次能睡15分钟,还节约了途中的45分钟。妈妈每次看着她累成这样,真是心疼。

  星期五上午去拿签证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那位清华大学幸运的学生,还有那位向我们讲了许多辛酸的签证故事的女大学生。此外,还有几个去美国探亲旅游的老太太。领签证的地点还是上次那个房间,不过上次那种紧张的气氛已经烟消云散了。房间里洋溢着欢乐轻松的气息,我们虽然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的夹磨,可我们都成了幸运的家伙。十几个人在戾间里轻松地谈笑着,只等最后一道手续“走”完。

  不过,妈妈也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没有为婷儿的劳累而动摇决心。俗话说“慈不掌兵”,在孩子需要去“冲锋陷阵”的时候,只要不至于把弦绷断,我们从来不会屈从于内心的软弱和伤感、就是在这种精神的多年熏陶下,婷儿也养成了不轻易向任何困难屈服的性格。

  “嘭”地一声,三号窗口被猛地推开,露出了一位签证官的上半截身影:

  此外,我们在这些年里,还找到了某些具有恢复疲劳动效的保健食品。通过自己的亲身试验,屡试不爽。据说马俊仁的弟子们屡屡创造长跑佳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马俊仁找到了恢复疲劳的鳖场良方。我们发现确实有些食品能显著减轻大脑疲劳,使人承受一般人所不能承受的体力和脑力消耗。这使婷儿在申请留学的过程中如虎添翼。

  “xxx!”她用生硬的中国话喊了一个名字。一位老太太赶快答应着,走了过去。大概她会最先得到签证吧?大家都在这样猜。

  面谈,充满挑战的机遇

  “你是个骗子。我永远不给你签。”那位签证官大声说道,接着就“砰”地一声关上了窗口。这话从签证官的嘴里说出来,意味着永远拒签的结果。

  在哈佛大学的入学申请表上,有一个“是否希望面谈”的选项,婷儿毫不犹豫地在上面打了个钩一-她非常希望有机会跟哈佛的代表见见面,她相信哈佛选派的面谈人,一定会有一双慧眼。

  房间里突然变得死一样地寂静,窗外的寒风似乎也吹冷了人们的心。

  不少美国大学都在招生指南中反复强调—-“建议面谈及访问校园”;“强烈建议面谈”,等等。对有经验的招生人员来说,短短半小时的面谈,有时可能比几十页的材料还能说明问题。

  “你....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怎么会是骗子?”那位老太太瞪大了眼睛,百思不得其解。她又转向人群:“她怎么能说我是骗子呢?就算不给我签,也不能说我是骗子啊!”

  面谈人(Interviewer),是每次面谈时,与申请人直接谈话的人,也是面对活生生的申请人直接下结论的人,他们是招生委员会延伸的耳朵和眼睛,对能否被录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如果你申请留学时得到了面谈的机会,一定要认真对待!

  有经验的人围了上去,热心地问:“你会不会是填错了表?会不会是她的中文说得不好,她大概是说你的申请表有什么地方不属实吧?......”

  与申请人面谈的一般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申请人直接访问大学校园,面谈人当然就是该校招生办公室的官员。但是很多情况下,面谈地点并不在大学校园,甚至不在美国本土。如果申请人分布的地点比较集中,美国的大学还有可能派几名老师出来跑一圈,可是如果申请人遍布全球,学校直接派老师来面谈就很难做到了。于是,很多美国大学形成了一个传统—一利用本校的毕业生来当面谈人。这些毕业生既熟悉本校的招生要求,又对母校怀着深厚感情,一般都会忠实执行母校的使命,确实是非常恰当的人选。不言而喻,客观公正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唉,我的腿都软了!”清华的大学生一下子软软地坐了下去。他抬起头说:“我都怕来这地方了。拒签了六次了。我现在一看这个房子就怕。这一次眼看就要拿到了,可千万别再出事。”

  哈佛在1998年的招生中,就公布了在美国之外的30多个国家的80多位面谈人的姓名、住址、电话、电子邮件地址,并指明只能在当年9月15日以后,才能开始与面谈人联系。他们分布的地点包括巴哈马群岛、塞浦路斯、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小国和地区,但公布最多的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光一个德国,就有11个哈佛面谈人,比公布出来的整个非洲或亚洲的哈佛面谈人加到一起都多。这也大体上反映了哈佛在这些不同国家招生的数量或比率。

  “以前他们为什么拒签你呢?” 我好奇地问。

  招生面谈到底谈些什么?很多有可能得到面谈机会的中国学生,对此都会很感兴趣。

  “因为他们认为对方给的奖学金不够维持我的学习生活。他们认为只有你有了足够的钱,才不会在他们那儿烧杀抢掠。”

  说来很有意思——一般情况下,完全像是随意的闲聊,不拘形式,不限话题,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不过这种时候你却得留神,面谈人士一面和颜悦色地让你松弛紧张的心情,鼓励你叙述自己的见闻和经历,表达你的思考和见解,不时还引导一下偏离的话题;另一面会十分认真地听你说的每句话,力图深入了解你的内心世界、你的潜力、你的素养... 当你离去之后,他还会写出一份详细的报告,向母校叙述他在你身上观察到的一切,包括他得出的至关重要的结论——你对该校是否合适。

  “吱——-”地一声,窗子又开了,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所有的目光都“唰——”地聚焦过去。这次出来的是那位“中秘”:

  不妨说,面谈很像是一次气氛轻松友好的全面“检验”。

  “排好队来拿吧!”

  一般而言,那些名牌大学的面谈人都会是些感觉敏锐、眼光犀利、富有经验的人,他们对申请者的观察不是入木三分,也是八九不离十。因此他们的意见,也会很受母校的重视。

  听了这句话,所有的人才都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要求面谈的表格是按时寄往哈佛了,可是回过头来看哈佛公布的面谈人清单上,中国的一栏只打了一个星号。这意味着,哈佛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确定的面谈人。婷儿在此之前跟别的大学也要求过面谈,可是不幸被告知:“抱歉,无法找到在中国的面谈人。”

  轮到我们两个了,“中秘”笑了笑:“哟,就是你们两个呀!听说英语很不错。好好干吧!”

  不知道哈佛在中国有没有现成的面谈人。初选过关的信号

  “谢谢!”我和欧鹏同声说。

  其他的一切都在正常地进行着,电子邮件来来往往,一份又一份的表格照要求填好又寄出,不时会收到哈佛寄来的一封航空邮件,通知说哪些材料已经收到。可是,却久久没有提到面谈的安排。这位人隐隐感到担心。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打开护照,去看那花花绿绿的“阿里巴巴符咒”-一签证,彼此心里都有一种难言的惆怅。只听见女大学生和清华的大学生相互道别:

  2月初的一天,哈佛招生办突然来了一个电子邮件,很抱歉地通知婷儿说,他们无法在成都找到一个能做面谈的哈佛毕业生,并问婷儿是否可以到上海或北京去面谈,并要求婷儿补充一份能让招生委员会了解她学业水平的论文。

  “美国见!”

  这个邮件让我们又惊又喜,看来,婷儿已经在初步筛选中引起了哈佛招生办的兴趣!

  “美国见!”

  我们马上把这个邮件转发给拉瑞,拉瑞的反映比我们还兴奋。他立即行动起来,拜托他在北京和成都两地认识的美国人,帮助婷儿查找在中国西南地区工作的哈佛毕业生——拉瑞深知婷儿正处于时间紧缺状态,他也希望婷儿少跑一点路,多一点准备高考的时间。

  飞往美利坚

  我们也到处托亲拜友,希望在较近的城市找到一个哈佛毕业生当面谈人。

  在上海,与复旦附中的另外两名高二学生任海云、杭焱、还有张老师会合后,我们先乘飞机飞往韩国的汉城,再转乘韩国飞往纽约的班机。国际航班的飞机比一般的波音747大将近一倍,每排有12个宽大的座位。纵向的过道不是一条,而是两条。整个飞机分成四段,每段中间都安装了大屏幕的电视。每个座位的扶手上还有一部收音机,供旅客自选节目,消磨旅途的时间。

  就在我们的长途电话快打出点眉目的时候,拉瑞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韩亚航空公司的空哥、空姐服务细致入微。知道我闻了机舱里的味道觉得头昏,一位韩国空哥便给我拿来了几个桔子,让我闻橘子皮的味道,缓解不舒服的感觉。尽管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周到,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仍然把我们搞得精疲力尽。

  “我找到了一个哈佛毕业生...”

  当“韩国英语”在扩音器中再次响起,告诉我们已到美国时,我的双脚已经肿得几乎穿不进鞋了。从飞机的窗口向下望去,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灿烂灯海。这就是纽约了。

  拉瑞找到的这位哈佛毕业生,竟然就在成都!他就是做新闻文化工作的乔一一Joe(JosephBookbinder)

  走进机场,便是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世界。大概是因为飞机的飞行速度太快了,一时竟很难相信,自己已经站在另一个半球的土地上。此刻的时间却由不得我们去惊异和感叹,因为我们还要去赶一个小时后飞往华盛顿肯尼迪机场的飞机呢。

  乔80年代毕业于哈佛,他的为人,正像我们所想象的哈佛毕业生那样——充满活力和激情,对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也抱有啥佛人的包容和理解。他对自己的事业非常热爱,知识渊博,富于智慧,又温厚诚恳。他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就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将来要到中国工作,体验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像许多哈佛学生一样,他的人生蓝图得以实现。

  我们可真是一下子就被抛进了英语的汪洋大海了,问路,问时间,听广播,听到的全都是美国味十足的英语。张老师十分细心,每次问了别人,都要自己重复一遍,要别人说对才放心。怪不得听力在TOEFL(托福)考试中的要求那么高,它的确是进入英语世界的第一把钥匙啊!多亏平时在英语上用了真功夫,才没有当“聋子哑巴”的感觉。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表现在乔对人生伴侣的选择上,乔的妻子小梁,是一位长于美国的华裔美国人,更是一位娴淑聪慧,风度优雅的年轻女性。他们的幼子小安德鲁,还在呀呀学语的婴儿阶段,就已经开始对汉语和英语“兼收并蓄”了。

  在换登机牌时,一位黑人警卫走过来,友好地问道:“Doyouneedhelp?(需要帮忙吗?)”

  乔不仅热爱中国文化,还特别喜欢四川和成都。他觉得成都比北京、上海更有中国味儿,更富于中国传统——他很能欣赏那种富有沧桑感,能体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事物。他对四川的喜爱,甚至延伸到味道浓烈的麻辣川菜。

  “NO.Thanks(不用。谢谢。)”

  此外,非常重要的另一点,是乔接触过的中国人很多。我们相信,这有助于他在比较中发现婷儿的长处。我们对婷儿身上长期培养出来的种种素质,抱有信心。

  “AreyoufromChina?” (你们是中国来的吗?)”

  能与这样的一位哈佛代表面谈,当然是再理想不过了,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来做面谈的事。

  “Yes.we're from shanghai (是的,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上海的两个学生说。那人一听,一下子激动起来:“太巧了,我母亲就住在上海!明年我要去上海,说不定还会遇到你们呢!”

  拉瑞征询了乔的意见。乔听说此事后,立即欣然应允当婷儿的面谈人。一件大事,就这样水到渠成了。接着,拉瑞迅速地把乔的情况和通讯地址告诉了哈佛招生办,哈佛招生办也以最快的速度给乔寄去了面谈所需要的一切材料。接哈佛规定,面谈人只有在看完了要求的材料后,才能进行面谈。

  “这是我们的地址,”上海的同学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名片,上面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到时候欢迎你来做客。”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全家只有伸长了脖子,焦急地等待——一根据哈佛招生办的安排,正常情况下,申请哈佛的外国学生们,早在头一年的9月15日,就可以跟世界各地的面谈人约定时间做面谈了、现在,已经迫近2月下旬,哈佛招生委员会投票拍板的日子——3月份,一转眼就会来临,时间还来得及吗?

  美国空姐与韩国空姐的风格完全不同。如果说韩国空姐很像是贤惠的家庭主妇的话,那么美国的空姐就更像是精明强干的职业女性了。只见几个美国空姐手拿扩音器,大声地招呼旅客们上飞机,还帮助年老的旅客提包,拿行李。

  面谈:功到自然成

  飞机再一次从灿烂的灯海中腾空而起,飞向茫茫夜空,飞向华盛顿。那里的机场有拉瑞,还有我的新朋友莉莎在等我。不知道我的(寄宿的)家会是什么样?

  终于,材料寄到了,面谈的日子也跟乔商定了,2月22日,春节过后的大年初八,是一个星期一。

  飞机在华盛顿肯尼迪机场降落了,在夜色笼罩下,就像降落在一块缀满闪光宝石的黑色丝绒毯上。

  当时,我们正赶上单位集资建房搞拆迁。春节一过,就要断水断电,而且,由于春节期间电信局不办理电话移机,婷儿与美国大学的E-mail联系也要中断。于是,婷儿又熬更守夜地完成了此次申报的最后一篇论文,并赶在电话停机前发了出去。然后,婷儿回到我们在学校附近给她税的房子里准备高考的功课。

  “他们来了!”一进机场大厅,就听见拉瑞热情的喊声。原来我们的东道主们早就等候在那儿了。他们热情地走上前来为我们接行李。我看见一位瘦高的金发女孩,长得很漂亮,略微有点腼腆地站在后面,微笑着看着我们。

  至于这次面谈,可准备的东西并不多,因为准备工作在十几年来早就完成了。面谈像一道有无穷个解的数学题,无法预测对方会问些什么。可是只要你有深厚的积累,对方决不会看不出来。

  “这就是Liza(莉莎)。”拉瑞指着她说。原来她就是这次接待我的LizaTaylor(莉莎·泰勒)

  面谈那天,妈妈把婷儿送到乔工作的地方,便放心地回去忙搬家的事了。

  “你好!”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好!”我笑着边回答边走过去。走近她,更觉得她高了——比我差不多高一个头呢!

  三九寒冬,屋外寒风袭人,屋内却是暖意融融。乔和婷儿的面谈,进行了两个小时。乔说的不多,但听得非常专注。有时,他提一两个问题,把谈话引向他感兴趣的方向,然后就让婷儿自由自在地在各种话题中漫游——说学校里的趣事,说以前和近来的各种感受,说想法,说打算,也不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苦恼和困惑... 与乔谈话,有一种友善而又亲切的氛围,使婷儿畅所欲言。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

  莉莎显得很内秀,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好奇。她说:“我在美国人里也是高个子。”我们一下子觉得熟悉起来了。

  两个小时,一晃眼就过去了。面谈结束时,乔说了几句代表他自己看法的话,像他的为人一样率直、诚恳:“我相信,你会对哈佛做出贡献的... 我希望你能被哈佛录取。”

  接着,拉瑞又介绍我们认识了欧鹏、杭焱、任海云的房东和接待张老师的ELLIEJOHNSON (爱丽·庄森)老师。

  这几句话,表明这次面谈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说,面谈使婷儿离哈佛又近了一步。到此为主,申请留学的过程就只剩下等了。

  “时间不早了。先回家吧!”拉瑞说,“明天在Landon(兰登学校)见。”市中心的森林,森林中的家

  婷儿顾不上喘息,又马不停蹄地回校准备高考去了。她一算时间,离上考场还有足足4个月呢!经过了冲刺哈佛的磨练,她对时间和人的潜能都有了新的认识,她觉得完全来得及向北大发起“猛攻”。

  我跟着莉莎走出机场。哇,空气好清新!那是大森林和原野的气息。隔着厚重的夜幕,也可以感觉到环境的优美。

  等待申请结果似乎成了爸爸妈妈的“专利”。

  “要帮忙吗?”莉莎问。

  尽管对90%以上的申请看来说,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尽管在最后1秒钟之前,谁也不知道招生委员会的幸运之星会闪烁在哪些人的头顶,但至少我们知道,婷儿已经极其出色地做完了她该做的一切,即使失败了,她也可以无愧于心了。

  “谢谢。我能行。”

  况且,许多迹象表明,她大有希望!

  “现在咱们开车回家吧。”莉莎说,“看,就是那辆红色的SAAB车。”

  一个多月后,出现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 婷儿人生历程中的新阶段就此开始。正如拉瑞在祝贺邮件里所说的:你们的女儿将要张开翅膀,飞向新的天空,迎接新的挑战!

  “你自己开车吗?太棒了!”

  ——带着我们的祝福,也带着我们的期望。

  “我们这儿的学生一般17岁以上,就可以开车上学了。”说着,就到了车旁。我们把行李放进车后箱,一打开车门,就闻到一股糖果店里的香甜味儿。

  “这是什么这么香?”我好奇地问。

  “这是叫‘猴子’的香味儿。瞧,就挂在车门上。”莉莎的车里整洁得像女孩子的“闺房”,一个形状像可爱的小猴子的五色香包,在车门上调皮地晃动,象是在迎接我的到来。

  我们的车驶进了浓重的夜色中。道路两旁都是极为高大的树木,而且不是两排,却似乎是连成一片的森林。那些树看起来都像是参天古树,不是那些一二十年就能长起来的绿化树。

  一转弯,车子进了城区,路边的房子依然稀稀拉拉,但都显得精致而有特色。有的用彩色玻璃装饰着,有的用硕大的霓虹灯拼写出店名。再一转弯,又进了一片森林。

  “我们的家快到了。”莉莎说。

  什么?莉莎的家难道在森林里吗?我正在疑惑,眼前出现了一片房屋,像是一片森林中的住宅区。

  “这儿是华盛顿的市中心,”莉莎解释说,“叫做山溪公园。当年华盛顿城开工建设的时候,为了保留大自然的风貌,就留下了这些森林。它可以说是华盛顿的肺呢!”原来,华盛顿是一座建在森林中的城市,就连市中心都是森林遍布。当年的设计规划者,可真够有远见的。

  “当心!”莉莎突然一个急刹车,几只鹿的矫健身影从车前“忽”地掠过。

  “还好刹车及时,”莉莎松了一口气,“这里时常有鹿出没,所以这一段路限速35英里,有的地方限速25英里或者更低。想想看,要是伤害一只这么可爱的动物,那该多让人伤心啊!”

  道路两旁的戾屋,多是两三层的建筑物,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屋前草坪、屋后花园、车库... 屋子外面花样翻新的小装饰,可以看出主人的风格和匠心。有的喜欢乡村风味,在进屋的台阶旁安上一串15世纪风格的小马灯,有的热衷古典风格,选用了罗马式的大圆雕花柱作门柱,有的爱好艺术气息,房屋的栅栏用的是精巧而纤美的镂花样式...

  正看着,车停在了一幢漂亮的大白房子跟前。

  “到家了。”莉莎欢喜地说。

  哇!好气派的房子。莉莎的家是一幢三层楼戾,棱角分明,高贵而沉稳。倒是门口圣诞节的松枝环调皮可爱,轻轻一碰,铃档就“叮玲玲”地响个不停。

  莉莎接了一下门口的一个黑匣子上的技纽,说:“让我们进来吗?”

  “马上。”一个清脆的声音答道。

  只听“嘎”的一声,门就自动开了,一个七八岁左右、长得很漂亮的金发小女孩跑出来迎接我们。她就是莉莎的小妹妹艾米莉,生性可爱又大方:

  “Hi Amy!I'mEminy(你好,Amy!我是艾米莉。)”

  我立刻就喜欢上莉莎一家亲切又热诚的家庭氛围了。

  我的东道主泰勒一家

  我的东道主泰勒先生一家,是个很有特色的美国家庭。在访问美国期间,大部分时间我都住在秦勒先生家。

  泰勒先生是一家跨国集团公司的老板,旗下拥有六个子公司,因此,他很有钱、不过,泰勒先生可不是靠祖上遗产过日子的人。他的发家过程,用的是美国人所欣赏的方式——靠自己奋斗打天下。

  当年,泰勒先生的公司为了开展在印度的经营活动,他和他的大儿子特瑞在印度苦干了将近一年。印度天气酷热得怕人,每年夏天都有热死人的消息见诸报端。泰勒父子俩不得不去住的那家小旅馆,恰好又没有空调。从生活条件舒适的美国,一下子掉进蒸笼一样的印度小旅馆,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泰勒父子却一点也没有退缩。

  当天气热得实在难忍的时候,他们就把床单用水浸透,披在身上,以减轻酷暑的煎熬。就这样日复一日,直到他们的生意打开局面,才撤回美国。

  在泰勒先生身上,有一股顽强拼搏的精神。

  同时,泰勒夫妇还是一对善于家庭教育的好父母。尽管相当有钱,但是他的六个孩子,都没有染上纨绔子弟的不良习气。他们都是努力上进的好学生。这一点,并不是每个有钱的父母都做得到的。例如美国化学工业巨头杜邦家族的后代,就不大争气。老杜邦有个外孙叫皮特,14岁起,每天就要抽掉1OO美元的毒品,年纪轻轻就死于毒品。另一个外孙迪恩,在大学阶段就两次因毒品交易而被法庭起诉。著名的肯尼迪家族的后代,也是丑闻不断。

  我的好朋友莉莎,是泰勒先生的第三个孩子。泰勒先生为了她学习优秀品德好,特地为莉莎选择了圣安德鲁这样的教会学校,他认为这所教会学校不仅有足够好的教学质量,而且还能通过家教的影响,位学生们更容易具备那些带有传统色彩的美德。

  泰勒太太则经常忙着到孩子们的学校里去看他们的体育比赛。美国的学校里,体育比赛总是一场接一场。泰勒家的孩子都很重视体育。为了给孩子们打气,泰勒太太这个“拉拉队长”总是忙得不同开交。她是一个无微不至关心孩子成长的“教育妈妈”。

  泰勒先生平时工作非常繁忙。不过,他很善于把繁忙的工作丢在办公室里,关在家门外。只要一下班回家,他就完全放松了,跟家人一起谈天说地,笑声不断。有时,两代人之间也有代沟引起的争论,孩子们故意出难题来为难老爸,泰勒先生也不以为忤,辩得清就辩,辩不清就笑着“求大同存小异”。他们的家庭气氛让人感到很舒服。

  还有时,泰勒先生也会发表自己的政见——一他对政府最不满的事,就是社会福利政策中的漏洞。

  “我们辛辛苦苦挣钱纳税,但却养活了一群懒汉!”使他愤愤然的,是美国社会救济政策的某些规定。有一批人就是钻了政府救济的空子,游手好闲混日子,时间一到就去排队领救济金,明明能干活,却不肯去工作。

  而且,估计泰勒先生还不是发发牢骚就算了。他属于在美国有一定影响力的阶层,这个阶层往往会想方设法,推动政府和国会做他们希望的事。在我回国后不久,有一天就看到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要改革美国的社会救济制度、对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实行领取救济的时间累积计算的方法。如果累计时间达到5年,政府将不再对他们发放救济金。这下,泰勒先生大概会感到满意了吧!

  在这样一个美国家庭里,我觉得自己应该不光是彬彬有礼地作客。我希望泰勒一家能通过我,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让美国人更多的了解中国

  访美期间,我很吃惊于不少美国人对中国如此缺乏了解。有不少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居然是张艺谋拍的那些以旧中国为背景的电影。这也难怪,对他们来说,脑袋里只装进了那么一点信息,看法也就只好这样形成了。

  有的美国人,见到我身上穿的日常服装,也会好奇地问我:“你在中国时,也穿的是这些衣服吗?”他们大概以为我在中国应该穿斜襟长衫、马蹄袖,甚至裹小脚,才跟他们的印象相吻合吧!这种时候,总让人觉得挺憋气的。

  因此,我特别希望让我接触到的美国人更多的了解真实的中国。这时候,妈妈帮我精心挑选的礼物就派上用场了。

  我送给泰勒家的礼物,是传统蜀绣工艺品:双面绣《猫戏螳螂》。恰好泰勒的夫人特别喜欢猫,我刚把双面绣的玻璃圆屏安在架子上,泰勒一家就好奇地围过来,翻来覆去地研究——这只活灵活现、两面的毛色各不相同的描,究竟是怎么绣出来的?我就此向他们讲起了中国的四大名绣,和汇集了许多能工巧匠的京、苏、蜀、湘....

  我送给接待我的学校的礼物,是一套精美的《彩绘中国民间故事》,这套书除了绘画用的是中国手法,还注有汉语拼音,该校中文班的学生们能通过汉语拼音自己欣赏这些美妙的故事,并从中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

  我利用带去的春节剪纸举办了一个中国民俗讲座,从包饺子、吃汤圆,以及“福”字倒顺的特殊含义,让美国学生感受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充满情趣的民风民俗....

  我还带了一些其它的小礼物,如:用国画手法画着熊猫或松鹤的竹编盘子;可以插在扇座上做装饰品的香木镂空雕花扇;用麦杆贴画做装饰的小巧玲珑的草编首饰盒....我把这些可爱的中国玩意儿送给美国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以及那些热情地请我们去家里作客的人,让他们一看见这些小工艺品,就想起中国,想起成都。

  让我最费心也是最得意的礼物,是送给拉瑞的玉石算盘。送玉算盘是妈妈的主意。妈妈说:“玉石是中国人精神品格的象征,算盘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个极好的代表,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也是功不可灭的。而且用极简易的方式解决极复杂的数学问题,也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你不是会珠算吗?到时候还可以算给他看呢!”我和爸爸都齐声叫好。

  妈妈在成都市找了好几天都没有买到玉算盘,正在考虑是不是就送木算盘,可爸爸嫌木算盘太简陋,妈妈又出去转了一天。结果,意外地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买到了这个让人满意的中号玉石算盘。

  妈妈非常兴奋,特地在算盘盒子上写了一副对联,让我到时候翻译给拉瑞听:

  古有算盘启华夏,

  今有电脑惠全球。

  横批:人类文明

  当我把玉算盘送给拉瑞的时候,又是翻译对联,又是当场演示,使拉瑞这位对中国了解颇多的人,也兴趣盎然,大感惊讶。我想,这也有助于增加他对中国文化的敬意。

  除了用礼物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也很注意向美国人介绍当代的中国,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变化。

  当有人问我的家乡时,我就拿出从成都带去的明信片,告诉他们,瞧,这就是我居住的城市四川成都。这条河叫府南河,我们都叫它母亲河。沿河修建的这些大片的花园和漂亮楼房,荣获了“联合国人居工程奖”。最近20年,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泰勒一家到过世界很多地方,可是从来没到过中国。我告诉他们,中国当前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就是欢迎外国人去投资、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在那里有很多机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甚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报酬也比美国要低得多。

  泰勒先生听到我说出的具体报酬的数额,感到十分惊讶。——一怎么?雇一个像样的雇员只需要这么一点钱吗?这一来,他对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还告诉他许多有关中国的法制进步、投资环境、对外商的优惠政策等情况。泰勒先生不禁大感兴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还没有完全问西方开放的市场。每一家有眼光的跨国公司,都不会对它巨大的市场潜力无动于衷的。我还向泰勒先生介绍了一些西方企业在中国的成功事例。有一次我提到了美国的P&G公司,也就是那家以生产飘柔洗发露闻名于中国的美国宝洁公司。恰好那家公司的总裁就是泰勒先生的朋友....

  泰勒先生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多,共趣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不无好奇地问我:“你一个中学生,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情况呢?”

  我告诉他,一方面,从中国的中学课本中,就会学到一些有用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出于个人的兴趣,我平时就对这些信息特别留心,有时还专门买来有关的书籍报刊阅读。时间一久,就知道得多了。

  泰勒先生半是幽默半是认真地笑着说:“像你这样的中学生,以后应该去竞选总统。”

  我告诉他,在中国像我这样中学生还很多,他们都很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比如说,我的不少同学就是这样。这位泰勒先生对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大的信心。

  在我快离开美国的时候,泰勒先生告诉我,将来,他打算也到中国去投资,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大市场里发展他的企业。为此,他希望他的孩子认真把中文学好。

  我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泰勒先生一家全都穿上正式的服装,为我举行告别宴。按美国习惯,男的一律西服笔挺,打着领结,女的都穿上宴会的正式裙装,以此来表示隆重。

  一个月的时间不算长,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临别时,还真觉得舍不得呢

  与美国大法官讨论案例

  在拉瑞看来,要想让中国学生对美国加深了解,最高法院是个不可不去的地方。这不仅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是拉瑞工作过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像白宫、美国国会等美国的很多国家机构一样,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法院,也专门为公众设定了可以自由参观的日子。在参观日,德高望重的大法官们往往会亲自出面,接待那些普普通通的参观者,包括青少年学生们,并通过各种生动的事例,为他们讲解美国的宪法和法律。

  那一天,我们一群中国学生和一部分美国东道主,在拉瑞带领下,专程去参观美国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是美国人心目中神圣的殿堂。这里,九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大法官,行使着对宪法和法律的最高解释权。他们确定的一个个判例,对美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这里气氛庄严肃穆,许多许多影响美国历史的重要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从这座大厅里开始或终结。离法官席不远的地方,有一把深褐色的皮垫扶手椅,几年前的一天,克林顿总统就曾坐在这把椅子上,接受大法官们的讯问。

  我们参观的那一天,正赶上最高法院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在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是由美国总统亲自任命的,并且一经任命,就任职终身,不随总统更替而改变,在美国人心目中享有的威望甚至高于某些美国总统。肯尼迪大法官以前曾多次访问过中国,所以对与中国学生讨论美国的法律问题很有兴趣。

  那一天,肯尼迪大法官向大家讲起了一个正在引起争论的案例:一起有可能涉及到侵犯人身权利的搜查事件。这件事即使在最高法院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事件的简略经过是这样的:

  一辆汽车在行驶时违章了,被警察发现。警察立刻追了上去,拦住了这辆汽车,并要求车上的乘客全都下车接受检查,并且从其中的三个乘客身上搜出了违禁品。大法官向大家提出的问题是:这位警察是否有权这样做?

  在对大法官一片肃然起敬的气氛中,我勇敢地站起来,用镇静的语调谈起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位警察的做法是错误的!”接着,我开始有条不紊地阐述起自己的观点:在这起事件中,违章的人不是全体乘客,而只是那位司机一个人。司机违章,应该受到相应法规的惩罚,但其他的乘客并没有过错。没有理由让其他乘客也跟他一起分担任何惩罚,哪怕只是下车接受搜查....

  肯尼迪大法官先是吃了一惊,听着听着,脸上露出了笑容。等我阐述完自己的观点,这位大法官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举起双手大声称赞道:

  “Great!(太棒了!)我的看法和你一样,我们不能因为这位警察搜出了违禁品就认可这种违法的搜查,这是我们为了维护美国公民不受非法搜查的宪法条款而应该付出的代价....”

  参观结束时,肯尼迪大法官笑容可掬地和我们合了影,并在照片上亲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送给我留作纪念。

  事后—一拉瑞给我写留学推荐信的时候,才告诉我:“你的发言使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也包括我这个资深的律师和法律专家、因为这个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是美国宪法的第四修正案,那是一条专门保护美国公民不受非法搜查的宪法条款,而你是在对第四修正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仅凭逻辑思维能力,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拉瑞认为我阐述的讨论观点,至少相当于美国大学法律专业二年级学生的水平。而且,拉瑞还说当时我的英语说得无懈可击,思维非常敏捷,我的勇敢、镇定、清晰流畅的表达,句句都打中了要害,就像“钉子钉在脑袋上”一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美国电视台打了个漂亮仗

  2月的华盛顿,依然寒气袭人。我们几个中国学生,对这座城市,对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已经逐渐感到有几分熟悉了。

  2月13日傍晚,领队的杨小虹老师突然接到了一个简短的电话:明天上午9点20分,一家叫做C-SPAN的美国电视台,邀请我们做40分钟的直播访谈节目,问我们愿意出席吗?

  C-SPAN电视台实力强大,电波覆盖整个美国。它的新闻节目一向以政治性极强而著称。这样的邀请,对来美国才20多天的我们,显然是一副重担。我们应该出席吗?杨小虹老师过来征求意见,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当然都不愿意退缩。

  杨老师又跟拉瑞商量了一下,很快便回复C-SPAN电视台:

  “我们明天将准时参加直播。”

  2月14日一早,主持人还没到场,我们四个中国学生就已经端坐在直播间了。电视台的女化妆师自诉我们,我们的直播访谈安排在他们的黄金时段,因为美国人习惯星期天睡完懒觉一睁眼,就打开电视看新闻,C-SPAN总是把最精彩的节目安排在这个时间段。

  原来如此啊,这下就更刺激了。

  时间一到,经过主持人简短的开场白和友好的问答之后,观众热线电话开通了,从美国各地打来的电话,使直播控制室内的信号灯闪个不停。现场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了。

  我虽然以前没有亲身经历过美国的电视直播节目,但却早有耳闻。据说哪怕贵为总统,也常常被那些伶牙利齿的主持人和记者们问得下不来台。从尼克松到克林顿,都遇到过这种尴尬。可以想象得到提问的尖锐。

  C-SPAN的主持人像个年轻的大学生,他对我们是友好的,至于打进热线电话的观众会问些什么问题,就很难预料了。我像每次进考场一样,做了两次深呼吸,准备迎接挑战。

  美国观众提问的无所顾忌,果然名不虚传。开始不久,就有观众问到了我们对美国自己的尴尬事的看法:

  “你们对克林顿总统的桃色事件有什么看法?”

  另一位观众关心海湾战后的局势,他问:“你们认为美国和伊拉克关系的前景如何?”

  这些问题我们都轻松地做了回答。

  一位田纳西州的观众打进了热线电话,他先是用不熟练的中国话开了一个友好的头:“你好!”不过,他的问题却多少带着点火药味,“我5年前就去过中国,还学过中国功夫。我一直比较关注中国人权的进展。我想请那位会功夫的中国学生谈谈他对中国人权的看法。”

  直播间里,大家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转向了欧鹏。欧鹏回答得很沉着: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权已经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国的人权状况,正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改善。我相信,随着我们不断的努力,我国的人权问题将会进一步进步和完善。”

  直播间里的电视台工作人员,为欧鹏的回答鼓起了掌。他们不知道欧鹏寄住的人家经常有一些政客的聚会。欧鹏在这些聚会上回答次数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这种政治争辩,他早就练得游刃有余了。

  有几个观众询问上海和四川的风土人情。

  还有一些热线电话问我们对美国学校的印象。美国观众希望通过我们对中美学校的对比,既了解中国的教育水平,也了解美国学校给外国学生的感觉。在短短的20多天里,我们访问了好几所美国名校——圣安德鲁学校(中学)、兰登学校(男中)、威尔斯利学院(女子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在下一章里将详细介绍美国名牌中学的素质教育,在此暂不多提。

  访谈快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向我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将来计划干什么?是否想到美国上大学?

  我的同伴们都说将来希望能到美国上大学。

  当主持人问到我的时候,我平静地回答:“我不准备到美国上大学。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先学好自己国家的文化,然后再去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 我计划将来搞经济工作。不过,我想做经济工作并不是因为自己想挣很多钱,而是因为我的祖国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比如说,在贫困地区还有很多孩子因为没有钱而不能上学,我希望自己将来有能力帮助他们。”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直接到美国读本科,而是计划在研究生阶段报考公派留学生。当时我绝对想不到,半年后拉瑞会建议我直接申请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使我有可能提前4年实现原订的人生时刻表。)

  当时我还不知道,泰勒先生的大女儿瑞切尔,在电视机前被我的回答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我回到她家的时候,她激动得拥抱着我说:“中国青年太了不起了!在我们这儿的孩子们只知道吃巧克力冰淇淋的年龄,你们却在思考自己国家的问题,思考自己对人类的责任....”

  对这次访谈成功最感到兴奋的,大概还是拉瑞先生。C-SPAN的主持人刚说“再见”,拉瑞就在直播间外站起来大声欢呼着:“太棒了!太棒了!我为我的选择感到骄傲!”

  拉瑞不仅为他选择的中国中学生而骄傲,更为他选择了中美人民友好的事业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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